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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墙"外孩子众生相:有些觉得妈妈陌生有些躲着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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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秋前夕,福建省女子监狱接见室,一群1到5岁的小孩隔着栏杆见到了久违的妈妈——她们穿一身蓝白相间的囚服,站在栏杆内侧。

“妈妈,你为什么在里面?”

“因为妈妈做错了事情……”

中秋前夕,福建省女子监狱接见室,一群1到5岁的小孩隔着栏杆见到了久违的妈妈——她们穿一身蓝白相间的囚服,站在栏杆内侧。

孩子们太小了,有些觉得妈妈很陌生,远远地躲着哭;有些坐在凳子上,问妈妈何时出狱;还有的,妈妈对他说话,他低头玩手指……

稚嫩的声音此起彼伏,很快淹没在了一阵哭泣声中:妈妈们都哭了。

  善恩园

出了监狱,孩子们似乎很快就把沉闷和慌张抛诸脑后。探监结束的回程路上,一个个都显得自在、欢愉。

一个小时后,他们回到“善恩园”,兴奋地跟其他小伙伴分享:“我今天见到妈妈了,我妈妈跟我说……”;“我也见到妈妈了,我妈妈很漂亮……”;“我妈妈还给了我礼物……”。

善恩园成立于2000年6月1日,是一家代养服刑人员子女的慈善机构,在福州闽侯县溪源村的一座山脚下,离福州市区十几公里。过去,善恩园门前是一条崎岖不平的小道,园里的师生进出只能走路,或者搭摩托车。一直到2005年左右,通往善恩园的马路才修好。

目前,园里代养了22个服刑人员子女,有上小学、初中、中专的,还有十来个5岁以下的小孩。

善恩园园长林仕丹介绍,善恩园帮助的孩子主要是——父母双方都在监狱的;父母一方在监狱,另一方离婚后不管的,或没有能力抚养的。因为《监狱法》第十九条规定,罪犯不得携带子女在监狱内服刑。

到了傍晚,太阳变斜,阳光从树叶缝隙中洒落到地面。善恩园的小朋友手拉手,排着队,一边走一边唱,穿过了林荫道,走向边上的餐厅。

饭菜很清淡,基本是两菜一汤。孩子们坐在圆桌前吃饭,发出碗筷碰撞的“砰砰”声。

突然,一个叫圆圆的小孩生气了,她把碗筷推到圆桌中间,呆坐在凳子上,一句话也不说。“圆圆,你快点吃饭啦!”旁边的大姐姐对她说。她不说话,依旧不吃。

今年2岁的圆圆,从小在善恩园长大,她喜欢用生气来吸引别人注意。“你再不吃,我就叫阿布(一条狗的名字)来,把你的饭菜给阿布吃了。”生活老师何玲吓唬道。

圆圆一听,害怕了,她一边流泪,一边认真地吃起饭来。

何玲说,这些孩子像折翼天使,内心脆弱、敏感又孤独,平时需要更多的安慰和鼓励;但他们有时也调皮捣蛋,因此也要有管得住他们的方法。

被迫早熟

李佳也曾是善恩园的孩子。她目前在福州一家技校学西点,每到周末,她都会回善恩园帮园里的老师带小孩。

她发现,每次一个小孩说“我口干,要喝水”,很快,其他几个小孩接二连三地口渴;一个小孩要上厕所,其他几个也跟着一起尿急;一个小孩不肯睡觉,其他几个也跟着起来玩……李佳必须看住他们,以防发生什么意外。

李佳今年17岁,是四川达州人。11年前,她跟哥哥姐姐来到善恩园,一个月没跟其他人说过话,整天呆坐在大门左边的秋千上。一个月后,她才慢慢习惯这里的生活。

上初中后,他们开始懂事,知道自己跟其他人不同,无法跟班里其他人交朋友——同学问他们住在哪里,父母是做什么的,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就胡乱编一个”,李佳姐姐李红说。她记不清怎么说的,大部分时候,她用沉默回应对方。

李佳也曾因此纠结过,但她不愿意撒谎,有次她说出自己是善恩园的孩子。消息很快传开,连善恩园里的小伙伴都躲着她,他们在学校碰到就假装不认识她,甚至有人生气地对她说:“你不要对别人说认识我。”李佳问为什么,对方生气地反问:“你不觉得这样很羞耻吗?”

李佳不解,善恩园就是自己的家,有什么可羞耻的,“何况认识我,别人就知道你是善恩园的孩子吗?”

10岁那一年,李佳跟哥哥姐姐回老家,发现自己听不懂家乡话,也不认识老家的亲戚朋友。她不知所措,躲在哥哥姐姐的身后。

她从小没见过母亲,由爷爷奶奶带大,父母对她而言,只是字典里的一个名词,而家乡的一切已经陌生。

父母在他们年幼时就离婚了,其后父亲常年在外,每次回家就是发火骂人,家里人都怕他。姐姐李红记得,直到有一次,父亲好久没回家,她才知道,父亲把人打伤被判刑13年,关押在福建的监狱。

三姐弟到善恩园后,去监狱见过几次父亲,父亲只跟儿子李浩说话。姐妹俩则茫然无措,“只知道他就是父亲,长得凶悍吓人,说话简单粗暴,重男轻女。”

2017年夏天,李佳父亲刑满释放后,来善恩园看三姐弟。那时候,李红已经离开善恩园,外出工作了。儿子李浩走过去拥抱了父亲。但李佳只是冷冷地望着,似乎一切都和自己无关。

善恩园工作人员介绍,他们跟李佳父亲沟通过,对方同意把儿女接回去,称会想办法供儿子读完大学,“女儿回家找个人嫁了就算了”。

但两个月后,李佳父亲工作时发生事故,左手两个手指被切断,失去了供养孩子的能力。兄妹俩最终留在了善恩园,直到他们成年后再离开。

李佳不想回老家,也不愿意跟父亲联系,称对父母、老家都没有感情。前一段时间,她从哥哥那里知道,她与他们不是同一个母亲,一下子失控流下了眼泪,“觉得跟最亲的哥哥姐姐也不一样了”。

9月中旬,山里的傍晚有些微凉,李佳坐在凳子上说起这些,声音有些颤抖,一个小孩突然跑过来说:“佳佳姐,**拉屎了!”

李佳擦干眼角的泪水,吼了一声,跑过去,抱起拉屎的小孩,把他放在自己的腿上,闻到了一股臭味。“真的拉了”,她一边说,一边迅速把尿片抽出来,又用纸巾擦干净屁股,之后给他绑上新的尿片。

她做这一切时,娴熟得不像17岁的姑娘。

  犯罪迭代?

原来父亲每次酗酒后,在家里发火、砸东西,之后殴打张平、张力两兄弟。

直到有一次,母亲趁父亲酒没醒,在他酒里偷偷放了老鼠药。两兄弟看到,父亲醒来喝完酒,很快口吐白沫抽搐而死。

不久,母亲被抓,判了死缓。

两兄弟在成长的关键时刻,突然面临打击,没有人知道他们内心的恐惧与无助。此后,兄弟俩相依为命,土房子垮掉后,他们躲在墓地边睡觉,经常在村子周边偷鸡、偷鸭。

2001年5月,林仕丹到福建武平县接兄弟俩时,村主任对她说:你们赶快把这两个孩子接走吧,村里一丢了东西,大家就认定是他们偷的,他们因此经常跟人打架,“再这样下去,他们早晚会被人打死的”。

进善恩园后,两兄弟依旧去别人果园摘西瓜、香蕉、李子……或者到厨房随便乱拿东西吃。此前,他们还经常旷课、迟到,打架。每隔两三天,林仕丹就被学校喊去接回孩子,这让她头痛不已。

善恩园工作人员介绍,早期进园的孩子,很多曾在外面流浪过,养成了一些不好的习惯。他们离开善恩园后,有个别孩子在外面跟人打架斗殴,后来进了监狱的。

张平两兄弟成年后,林仕丹担心他们误入歧途,让张平在园里帮忙开车,每个月给他开工资,直到他找到工作后才离开。

30岁的黄杰记得,2005年他离开善恩园后,有几次听说善恩园出来的孩子进入监狱。林仕丹跑上跑下操碎了心,但她无可奈何,“这是他必须经历的,只有自己经历了,他才能真正得到教训”。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现状及救助体系》中提到:很多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自身存在抑郁、敌视、人格缺陷等问题,又受到社会的歧视,失去家庭的管教与亲情的支持,所以一旦受到不法分子的威胁和利诱,很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据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课题组的《监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基本情况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05年年底,我国监狱服刑的156万名在押犯中,有未成年子女的服刑人员近46万人,占在押犯总数的30%,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总数逾60万。与这种群体人数逐年扩大的趋势形成反差的是,94.8%的孩子没有受到过任何形式的社会救助,生存状况堪忧。

2006年初秋,一名叫朱敏的服刑人员动笔给善恩园写信道:自己曾和这些孩子一样,15岁时,他失足在少管所待了两年。朱敏随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出来后决心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以赢得别人的理解和宽容。

他没有想到,“同龄人的父母让孩子远离我,对我说难听的话,让未满18岁的我深受打击。”后来,朱敏只得去了广东潮州亲戚家学厨师,他本以为回来能得到家乡人的认可,但他老找不到工作,或者没干几天就被辞退。

不久,他因犯盗窃罪再次入狱,被判处无期徒刑。

朱敏希望让更多人关心那些被遗弃、歧视的孩子,尤其是那些因父母入狱而被改变人生的孩子。“他们要求不高,只希望能和同龄人一样,有一个正常的成长环境。”

转折与方向

父母因为犯罪长期与家庭分离,会引起未成年子女心理偏差,导致孩子敏感、自卑、冷漠又易怒,甚至是非观念偏颇等。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部分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遇到困境更易形成坚强、自立的性格。

2001年的秋天,杨坚拖着一个密码箱,怀里兜着林仕丹给他的350块钱,成了第一个离开善恩园的孩子。他那时才17岁,刚从技校毕业,迫切想去外面闯闯。

一开始,他在福州大学城一家超市做服务员,几百块钱一个月。几个月后,他进入了一家机械厂做钳工,不断学习技术。杨坚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他日以继夜地工作,很快成为了车间主任。那是2004年前后,他每个月工资有五千多块钱。

黄杰记得,他那时刚进善恩园,经常看到杨坚回去。杨坚每次回去都会带水果、零食,有时还请大孩子下馆子。黄杰也跟着去过几次,点几个菜、几瓶啤酒,一边吃,一边听杨坚讲车间的故事,孩子们一个个心生羡慕。

杨坚22岁时,辞去了车间主任,开始自己创业。“就是一个小作坊,设备都是租来的。”一开始很艰难,各种压力扑面而来,但他不后悔,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那时候,杨坚父母刚刚出狱,无法适应这个社会,他是大哥,家里的一切生活都要靠他。

1996年,杨坚12岁时,父母因为毒品入狱,他和弟弟妹妹分别被安排在三个伯伯家。但伯伯们并不乐意抚养他们,杨坚说,读完小学五年级后,他开始一个人在外面干活,每天早上三四点起床,做到晚上七八点,他做过卤菜、豆腐、包子……一个月最多赚300多块钱。

杨坚弟弟读完小学四年级,开始到外面流浪,有时候一出去就是半个月。

2000年5月29日,三兄妹被接到了善恩园,成为了他们人生的一个转折点。那时候,善恩园才刚刚成立,第一次接收了8个孩子,他们被送到村里的善恩小学读书。

一开始,几个孩子每天都去学校,但没过多久,杨坚就以各种借口逃学,林仕丹带他去检查,却发现他身体一切正常。林仕丹有些生气地问杨坚为什么不愿意去学校,杨坚起初低头不回答,后来对着她放狠话:“再叫我去,我就绝食。”

林仕丹后来才知道,学校其他孩子说他们是罪犯的孩子。当时16岁的杨坚感觉内心遭到重锤。

杨坚是善恩园年龄最大的孩子,早早体会到人生的艰辛与复杂,面对班上同学的指责和嘲笑,他用自己的方式奋起反抗,但也激起了他对父母的怨恨。

林仕丹带他们去探监,杨坚不愿意去,哭着说自己早就没有妈妈了。甚至到了监狱,当看到妈妈想要拥抱他时,他对着穿囚服的妈妈吐口水:“你不是我妈妈,不是我妈妈。”

在杨坚的印象里,他在监狱见到了母亲,觉得陌生。那一次,他们一直待到晚上,监狱还安排孩子们跟各自的母亲一起吃晚饭,让他们在那里和母亲住了一个晚上。

他记不清自己是怎么原谅父母的,只记得“善恩园要我们不要埋怨,每个人都可能会犯错……如果我们都不原谅他们,那还有谁会原谅他们?”

杨坚三兄妹后来还上了电视节目。杨坚说,父母的入狱,亲戚的冷漠无情,这些一度曾让他迷失,但当看到这么多帮助、关爱他们的人,他又重新找回了方向。

2006年,杨坚和别人合伙,一共投入了十几万,主要做器械开发产品,但是只做了不到两年,最后亏本了。杨坚不甘心,2008年金融危机后,他借了4万块钱,试图东山再起。这一次,他接到很多单,一个月赚了30多万元。

9月上旬,杨坚重回善恩园,他掏出手机,翻出一张19年前泛白的照片,记录着兄妹三人来善恩园之前的模样。

他很庆幸遇到善恩园,改变了他的人生,但他害怕别人知道他的故事。“父母曾经犯过错,并不是我们的错,但这个社会对我们并不客观,也不够宽容。”

  等待回家

据林仕丹介绍,善恩园接收的约400名服刑人员子女中,13人考上本科;10人考上大专;约四五十人读中专、技校;另外也有去学开车,学美容,学修车的……还有一些随着父母刑满释放,重新回归家庭。

何凯在一所大专学校学商务英语,他的理想是毕业后去非洲做外贸。他同时又很纠结:他还有两年大专毕业,而爸爸妈妈三年后就要刑满释放了。“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以后我必须要照顾他们。”

他说这话的时候,满怀憧憬,却又不知所措。

何凯是布依族人,老家在四川大凉山,7岁的时候被接到善恩园,中间回去过三四次。每次他都觉得陌生、尴尬,甚至老乡大口吃羊肉,喝啤酒,抽烟——这些都让他觉得不习惯。他今年18岁,很注意自己的形象,经常穿一身黑色,或者白色的衣服,都是他从捐赠来的衣服堆里精心挑选出来的。

他经常一个人去探监,但每次见到父母又不知道说什么好。父母会问他,“你读书怎么样啊?有没有跟坏人一起玩啊?”他会老老实实回答,但他觉得跟父母亲近不了。

善恩园成立19年来,接收了约400名服刑人员子女,人数最多的时候有七八十人,他们多数来自福建、四川、贵州等偏远山区。林仕丹说,由于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2010年左右,不少服刑人员子女被迫送回了老家,留下来的多是无家可归的孩子。

2000年6月成立的善恩园有三栋楼相连,最多的时候有七八十个孩子。因为服刑人员子女的骤然减少,大家怀疑善恩园出了问题,筹款也因此变得困难重重,甚至找不到合适的老师,出现大孩子带小孩子的情况。

何凯周末就会回善恩园带孩子,但他没有耐心——一个小孩犯错,他罚所有小孩不准吃点心。其他小孩一听,反正没有点心了,于是想跳就跳,想叫就叫……何凯慌了,提高嗓音喊道:坐好,坐好,我数三下:1、2、3……

这时候,阿浪坐在亭子的长凳上,一边“嘟嘟嘟”地玩“开飞机”,一边双手不停地旋转,突然一脚把拖鞋踢飞了出去。5岁的阿浪是小孩子里最大的,他发际线很高,后脑勺的头发花白。

阿浪有三兄妹,2岁多的弟弟和不到1岁的妹妹,一年前,他们都被送到善恩园,妹妹因为太小,被寄养在附近村民的家里。

送他们过来的一位福建省检察院的工作人员说,三兄妹的母亲多年贩毒,吸毒,利用怀孕逃避法律责任,后来因贩毒给未成年人被抓,判了无期徒刑。三兄妹的父亲各不相同,两个男孩的父亲都在监狱,小女孩的父亲则失联了。

阿浪什么都不懂,但在监狱看到妈妈的那一刻,他突然变得悲伤,他问:妈妈,你什么时候出来?

(文中人物部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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