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墙"外孩子众生相：有些觉得妈妈陌生有些躲着哭

“妈妈，你为什么在里面？”

“因为妈妈做错了事情……”

中秋前夕，福建省女子监狱接见室，一群1到5岁的小孩隔着栏杆见到了久违的妈妈——她们穿一身蓝白相间的囚服，站在栏杆内侧。

孩子们太小了，有些觉得妈妈很陌生，远远地躲着哭；有些坐在凳子上，问妈妈何时出狱；还有的，妈妈对他说话，他低头玩手指……

稚嫩的声音此起彼伏，很快淹没在了一阵哭泣声中：妈妈们都哭了。

　　善恩园

出了监狱，孩子们似乎很快就把沉闷和慌张抛诸脑后。探监结束的回程路上，一个个都显得自在、欢愉。

一个小时后，他们回到“善恩园”，兴奋地跟其他小伙伴分享：“我今天见到妈妈了，我妈妈跟我说……”；“我也见到妈妈了，我妈妈很漂亮……”；“我妈妈还给了我礼物……”。

善恩园成立于2000年6月1日，是一家代养服刑人员子女的慈善机构，在福州闽侯县溪源村的一座山脚下，离福州市区十几公里。过去，善恩园门前是一条崎岖不平的小道，园里的师生进出只能走路，或者搭摩托车。一直到2005年左右，通往善恩园的马路才修好。

目前，园里代养了22个服刑人员子女，有上小学、初中、中专的，还有十来个5岁以下的小孩。

善恩园园长林仕丹介绍，善恩园帮助的孩子主要是——父母双方都在监狱的；父母一方在监狱，另一方离婚后不管的，或没有能力抚养的。因为《监狱法》第十九条规定，罪犯不得携带子女在监狱内服刑。

到了傍晚，太阳变斜，阳光从树叶缝隙中洒落到地面。善恩园的小朋友手拉手，排着队，一边走一边唱，穿过了林荫道，走向边上的餐厅。

饭菜很清淡，基本是两菜一汤。孩子们坐在圆桌前吃饭，发出碗筷碰撞的“砰砰”声。

突然，一个叫圆圆的小孩生气了，她把碗筷推到圆桌中间，呆坐在凳子上，一句话也不说。“圆圆，你快点吃饭啦！”旁边的大姐姐对她说。她不说话，依旧不吃。

今年2岁的圆圆，从小在善恩园长大，她喜欢用生气来吸引别人注意。“你再不吃，我就叫阿布（一条狗的名字）来，把你的饭菜给阿布吃了。”生活老师何玲吓唬道。

圆圆一听，害怕了，她一边流泪，一边认真地吃起饭来。

何玲说，这些孩子像折翼天使，内心脆弱、敏感又孤独，平时需要更多的安慰和鼓励；但他们有时也调皮捣蛋，因此也要有管得住他们的方法。

被迫早熟

李佳也曾是善恩园的孩子。她目前在福州一家技校学西点，每到周末，她都会回善恩园帮园里的老师带小孩。

她发现，每次一个小孩说“我口干，要喝水”，很快，其他几个小孩接二连三地口渴；一个小孩要上厕所，其他几个也跟着一起尿急；一个小孩不肯睡觉，其他几个也跟着起来玩……李佳必须看住他们，以防发生什么意外。

李佳今年17岁，是四川达州人。11年前，她跟哥哥姐姐来到善恩园，一个月没跟其他人说过话，整天呆坐在大门左边的秋千上。一个月后，她才慢慢习惯这里的生活。

上初中后，他们开始懂事，知道自己跟其他人不同，无法跟班里其他人交朋友——同学问他们住在哪里，父母是做什么的，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就胡乱编一个”，李佳姐姐李红说。她记不清怎么说的，大部分时候，她用沉默回应对方。

李佳也曾因此纠结过，但她不愿意撒谎，有次她说出自己是善恩园的孩子。消息很快传开，连善恩园里的小伙伴都躲着她，他们在学校碰到就假装不认识她，甚至有人生气地对她说：“你不要对别人说认识我。”李佳问为什么，对方生气地反问：“你不觉得这样很羞耻吗？”

李佳不解，善恩园就是自己的家，有什么可羞耻的，“何况认识我，别人就知道你是善恩园的孩子吗？”

10岁那一年，李佳跟哥哥姐姐回老家，发现自己听不懂家乡话，也不认识老家的亲戚朋友。她不知所措，躲在哥哥姐姐的身后。

她从小没见过母亲，由爷爷奶奶带大，父母对她而言，只是字典里的一个名词，而家乡的一切已经陌生。

父母在他们年幼时就离婚了，其后父亲常年在外，每次回家就是发火骂人，家里人都怕他。姐姐李红记得，直到有一次，父亲好久没回家，她才知道，父亲把人打伤被判刑13年，关押在福建的监狱。

三姐弟到善恩园后，去监狱见过几次父亲，父亲只跟儿子李浩说话。姐妹俩则茫然无措，“只知道他就是父亲，长得凶悍吓人，说话简单粗暴，重男轻女。”

2017年夏天，李佳父亲刑满释放后，来善恩园看三姐弟。那时候，李红已经离开善恩园，外出工作了。儿子李浩走过去拥抱了父亲。但李佳只是冷冷地望着，似乎一切都和自己无关。

善恩园工作人员介绍，他们跟李佳父亲沟通过，对方同意把儿女接回去，称会想办法供儿子读完大学，“女儿回家找个人嫁了就算了”。

但两个月后，李佳父亲工作时发生事故，左手两个手指被切断，失去了供养孩子的能力。兄妹俩最终留在了善恩园，直到他们成年后再离开。

李佳不想回老家，也不愿意跟父亲联系，称对父母、老家都没有感情。前一段时间，她从哥哥那里知道，她与他们不是同一个母亲，一下子失控流下了眼泪，“觉得跟最亲的哥哥姐姐也不一样了”。

9月中旬，山里的傍晚有些微凉，李佳坐在凳子上说起这些，声音有些颤抖，一个小孩突然跑过来说：“佳佳姐，**拉屎了！”

李佳擦干眼角的泪水，吼了一声，跑过去，抱起拉屎的小孩，把他放在自己的腿上，闻到了一股臭味。“真的拉了”，她一边说，一边迅速把尿片抽出来，又用纸巾擦干净屁股，之后给他绑上新的尿片。

她做这一切时，娴熟得不像17岁的姑娘。

　　犯罪迭代？

原来父亲每次酗酒后，在家里发火、砸东西，之后殴打张平、张力两兄弟。

直到有一次，母亲趁父亲酒没醒，在他酒里偷偷放了老鼠药。两兄弟看到，父亲醒来喝完酒，很快口吐白沫抽搐而死。

不久，母亲被抓，判了死缓。

两兄弟在成长的关键时刻，突然面临打击，没有人知道他们内心的恐惧与无助。此后，兄弟俩相依为命，土房子垮掉后，他们躲在墓地边睡觉，经常在村子周边偷鸡、偷鸭。

2001年5月，林仕丹到福建武平县接兄弟俩时，村主任对她说：你们赶快把这两个孩子接走吧，村里一丢了东西，大家就认定是他们偷的，他们因此经常跟人打架，“再这样下去，他们早晚会被人打死的”。

进善恩园后，两兄弟依旧去别人果园摘西瓜、香蕉、李子……或者到厨房随便乱拿东西吃。此前，他们还经常旷课、迟到，打架。每隔两三天，林仕丹就被学校喊去接回孩子，这让她头痛不已。

善恩园工作人员介绍，早期进园的孩子，很多曾在外面流浪过，养成了一些不好的习惯。他们离开善恩园后，有个别孩子在外面跟人打架斗殴，后来进了监狱的。

张平两兄弟成年后，林仕丹担心他们误入歧途，让张平在园里帮忙开车，每个月给他开工资，直到他找到工作后才离开。

30岁的黄杰记得，2005年他离开善恩园后，有几次听说善恩园出来的孩子进入监狱。林仕丹跑上跑下操碎了心，但她无可奈何，“这是他必须经历的，只有自己经历了，他才能真正得到教训”。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现状及救助体系》中提到：很多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自身存在抑郁、敌视、人格缺陷等问题，又受到社会的歧视，失去家庭的管教与亲情的支持，所以一旦受到不法分子的威胁和利诱，很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据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课题组的《监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基本情况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05年年底，我国监狱服刑的156万名在押犯中，有未成年子女的服刑人员近46万人，占在押犯总数的30%，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总数逾60万。与这种群体人数逐年扩大的趋势形成反差的是，94.8%的孩子没有受到过任何形式的社会救助，生存状况堪忧。

2006年初秋，一名叫朱敏的服刑人员动笔给善恩园写信道：自己曾和这些孩子一样，15岁时，他失足在少管所待了两年。朱敏随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出来后决心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以赢得别人的理解和宽容。

他没有想到，“同龄人的父母让孩子远离我，对我说难听的话，让未满18岁的我深受打击。”后来，朱敏只得去了广东潮州亲戚家学厨师，他本以为回来能得到家乡人的认可，但他老找不到工作，或者没干几天就被辞退。

不久，他因犯盗窃罪再次入狱，被判处无期徒刑。

朱敏希望让更多人关心那些被遗弃、歧视的孩子，尤其是那些因父母入狱而被改变人生的孩子。“他们要求不高，只希望能和同龄人一样，有一个正常的成长环境。”

转折与方向

父母因为犯罪长期与家庭分离，会引起未成年子女心理偏差，导致孩子敏感、自卑、冷漠又易怒，甚至是非观念偏颇等。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部分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遇到困境更易形成坚强、自立的性格。

2001年的秋天，杨坚拖着一个密码箱，怀里兜着林仕丹给他的350块钱，成了第一个离开善恩园的孩子。他那时才17岁，刚从技校毕业，迫切想去外面闯闯。

一开始，他在福州大学城一家超市做服务员，几百块钱一个月。几个月后，他进入了一家机械厂做钳工，不断学习技术。杨坚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他日以继夜地工作，很快成为了车间主任。那是2004年前后，他每个月工资有五千多块钱。

黄杰记得，他那时刚进善恩园，经常看到杨坚回去。杨坚每次回去都会带水果、零食，有时还请大孩子下馆子。黄杰也跟着去过几次，点几个菜、几瓶啤酒，一边吃，一边听杨坚讲车间的故事，孩子们一个个心生羡慕。

杨坚22岁时，辞去了车间主任，开始自己创业。“就是一个小作坊，设备都是租来的。”一开始很艰难，各种压力扑面而来，但他不后悔，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那时候，杨坚父母刚刚出狱，无法适应这个社会，他是大哥，家里的一切生活都要靠他。

1996年，杨坚12岁时，父母因为毒品入狱，他和弟弟妹妹分别被安排在三个伯伯家。但伯伯们并不乐意抚养他们，杨坚说，读完小学五年级后，他开始一个人在外面干活，每天早上三四点起床，做到晚上七八点，他做过卤菜、豆腐、包子……一个月最多赚300多块钱。

杨坚弟弟读完小学四年级，开始到外面流浪，有时候一出去就是半个月。

2000年5月29日，三兄妹被接到了善恩园，成为了他们人生的一个转折点。那时候，善恩园才刚刚成立，第一次接收了8个孩子，他们被送到村里的善恩小学读书。

一开始，几个孩子每天都去学校，但没过多久，杨坚就以各种借口逃学，林仕丹带他去检查，却发现他身体一切正常。林仕丹有些生气地问杨坚为什么不愿意去学校，杨坚起初低头不回答，后来对着她放狠话：“再叫我去，我就绝食。”

林仕丹后来才知道，学校其他孩子说他们是罪犯的孩子。当时16岁的杨坚感觉内心遭到重锤。

杨坚是善恩园年龄最大的孩子，早早体会到人生的艰辛与复杂，面对班上同学的指责和嘲笑，他用自己的方式奋起反抗，但也激起了他对父母的怨恨。

林仕丹带他们去探监，杨坚不愿意去，哭着说自己早就没有妈妈了。甚至到了监狱，当看到妈妈想要拥抱他时，他对着穿囚服的妈妈吐口水：“你不是我妈妈，不是我妈妈。”

在杨坚的印象里，他在监狱见到了母亲，觉得陌生。那一次，他们一直待到晚上，监狱还安排孩子们跟各自的母亲一起吃晚饭，让他们在那里和母亲住了一个晚上。

他记不清自己是怎么原谅父母的，只记得“善恩园要我们不要埋怨，每个人都可能会犯错……如果我们都不原谅他们，那还有谁会原谅他们？”

杨坚三兄妹后来还上了电视节目。杨坚说，父母的入狱，亲戚的冷漠无情，这些一度曾让他迷失，但当看到这么多帮助、关爱他们的人，他又重新找回了方向。

2006年，杨坚和别人合伙，一共投入了十几万，主要做器械开发产品，但是只做了不到两年，最后亏本了。杨坚不甘心，2008年金融危机后，他借了4万块钱，试图东山再起。这一次，他接到很多单，一个月赚了30多万元。

9月上旬，杨坚重回善恩园，他掏出手机，翻出一张19年前泛白的照片，记录着兄妹三人来善恩园之前的模样。

他很庆幸遇到善恩园，改变了他的人生，但他害怕别人知道他的故事。“父母曾经犯过错，并不是我们的错，但这个社会对我们并不客观，也不够宽容。”

　　等待回家

据林仕丹介绍，善恩园接收的约400名服刑人员子女中，13人考上本科；10人考上大专；约四五十人读中专、技校；另外也有去学开车，学美容，学修车的……还有一些随着父母刑满释放，重新回归家庭。

何凯在一所大专学校学商务英语，他的理想是毕业后去非洲做外贸。他同时又很纠结：他还有两年大专毕业，而爸爸妈妈三年后就要刑满释放了。“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以后我必须要照顾他们。”

他说这话的时候，满怀憧憬，却又不知所措。

何凯是布依族人，老家在四川大凉山，7岁的时候被接到善恩园，中间回去过三四次。每次他都觉得陌生、尴尬，甚至老乡大口吃羊肉，喝啤酒，抽烟——这些都让他觉得不习惯。他今年18岁，很注意自己的形象，经常穿一身黑色，或者白色的衣服，都是他从捐赠来的衣服堆里精心挑选出来的。

他经常一个人去探监，但每次见到父母又不知道说什么好。父母会问他，“你读书怎么样啊？有没有跟坏人一起玩啊？”他会老老实实回答，但他觉得跟父母亲近不了。

善恩园成立19年来，接收了约400名服刑人员子女，人数最多的时候有七八十人，他们多数来自福建、四川、贵州等偏远山区。林仕丹说，由于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2010年左右，不少服刑人员子女被迫送回了老家，留下来的多是无家可归的孩子。

2000年6月成立的善恩园有三栋楼相连，最多的时候有七八十个孩子。因为服刑人员子女的骤然减少，大家怀疑善恩园出了问题，筹款也因此变得困难重重，甚至找不到合适的老师，出现大孩子带小孩子的情况。

何凯周末就会回善恩园带孩子，但他没有耐心——一个小孩犯错，他罚所有小孩不准吃点心。其他小孩一听，反正没有点心了，于是想跳就跳，想叫就叫……何凯慌了，提高嗓音喊道：坐好，坐好，我数三下：1、2、3……

这时候，阿浪坐在亭子的长凳上，一边“嘟嘟嘟”地玩“开飞机”，一边双手不停地旋转，突然一脚把拖鞋踢飞了出去。5岁的阿浪是小孩子里最大的，他发际线很高，后脑勺的头发花白。

阿浪有三兄妹，2岁多的弟弟和不到1岁的妹妹，一年前，他们都被送到善恩园，妹妹因为太小，被寄养在附近村民的家里。

送他们过来的一位福建省检察院的工作人员说，三兄妹的母亲多年贩毒，吸毒，利用怀孕逃避法律责任，后来因贩毒给未成年人被抓，判了无期徒刑。三兄妹的父亲各不相同，两个男孩的父亲都在监狱，小女孩的父亲则失联了。

阿浪什么都不懂，但在监狱看到妈妈的那一刻，他突然变得悲伤，他问：妈妈，你什么时候出来？

（文中人物部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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