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余网友搜集“证据”：谁“网暴”了刘学州？
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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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燕（化名）是最早通过网络认识寻亲男孩刘学州的网友之一。
最初关注刘学州的社交账号，是因为他的身世和经历触动了徐燕作为一个母亲的心。徐燕也曾有被网暴的经历，她因此更对刘学州增添了一份同理心。
和许多网友一样，徐燕将刘学州亲昵地称为“州州”。她将自己视为州州的“野生姐姐”，并称“把州州当成孩子和弟弟来看”，“以前经常会在网上或通过电话陪他聊聊天”。
据徐燕观察，早在刘学州寻亲之初，网间就出现了一些刺耳的言语。比如，“就是为了钱”“被领养又不是被拐卖的，有什么理由寻亲”“一看你就不是什么好孩子，难怪会被卖”，等等。从那时开始，徐燕和几位网友开始有意帮他“收集证据”，“当时想的是，以后他自己要寻求法律帮助的话，把这些‘证据’提供给他”。
徐燕介绍，他们在各个社交媒体寻找“网暴的证据”，主要是通过截屏和录屏两种方式，后者针对一些人发布的视频。这些“证据”，一直保存在徐燕的手机里。
两百余网友自发寻找“网暴证据”
徐燕记得清楚，悲剧是在1月24日凌晨发生的。这一天，年仅17岁（有媒体报道，找到亲生父母后，刘学州曾表示自己实际年龄为15岁）的寻亲男孩刘学州在海南三亚自杀身亡。
得知消息后，悲痛、惋惜、措手不及……这些词都不足以形容徐燕当时的复杂心情。同一天，一些网友自发建了微信群，将群名设为“讨个说法”。群里的网友年龄从十几岁到三四十岁不等。在他们眼中，网络暴力就是压倒刘学州的最后一根稻草。
随着事件的不断发酵，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建立了目的更为明确的大群，试图“为州州寻找网暴的证据”。徐燕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群里，有一份多人在线编辑的文档，共有两百多人在这份文档中上传了他们搜集到的针对刘学州的网暴视频和图片，标注了“发了什么内容，哪一天发的，什么时间点发的，谁发的”。
为避免重复收集，徐燕等几个志愿者还负责将文档中罗列的资料重新整理。徐燕说，自己能感受到许多陌生网友对这一行动的支持：“有时候，大半夜还能收到网友发来的‘网暴证据’截图。”
“什么是热点他们就喷什么”
根据徐燕的观察，一些施行网暴者的账号并非针对某一个人。这些在网络社交媒体上的“小号”，经常发布各种辱骂信息，“什么是热点他们就喷什么”。她不理解这些人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只能猜测“有可能就是为了吸引一些臭味相投的人”。
徐燕希望，国家能针对网暴立法，并“建立网络社交实名制”。她认为，实名制能剔除掉很大一部分参与网暴者。她的理由是，“微信上就没有网暴，因为微信圈里大都是熟悉的人，而在一些社交平台，人人都只是一个ID。很多人在微信上是一个样，在别的社交平台上又是另外一个样”。
在得知刘学州外祖父母正式委托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兆成维权后，有网友将包含“网暴证据”的文档发给了周兆成。徐燕也将这份文档给了一直与她保持联系的刘学州舅妈。
在“为州州讨到一个说法”前，徐燕坦言，自己会继续支持刘学州家属维权。也有人不理解她的坚持，甚至怀疑她“想出名”，对此，徐燕并不在乎。她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个“野生姐姐”、一个关心刘学州的网友应该做的事。
专家称社交软件应有更多作为以避免网络暴力
对于众网友自发在网上收集“网暴”刘学州的“证据”，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朱芸阳表示，“网友只是提供了线索，并不能认定这些线索就是侵权的证据”。
针对网友提出的建立社交媒体实名制的建议，朱芸阳解释，目前，我国的网络社交软件是“类似于实名制”的，很多平台都需要通过绑手机号、绑微信号注册账号，而我国实施手机实名制，微信因为绑定了银行卡也会做实名认证。她认为，比起进一步推进社交媒体实名制，通过让平台增加技术手段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更为重要。
朱芸阳举例，2022年上半年，英国即将出台一部《在线安全法》，专门规定社交软件的强制性注意义务，其中着重提到，网络社交平台有责任采取措施确保提供服务在设计上的安全性。例如，流程设计上是否能保证用户隐私安全，用户是否能控制自己账户的隐私和可见性，比如是否设置限制陌生人给用户发私信，用户是否可以对其他人进行静音、屏蔽或隐藏，等等。
朱芸阳认为，可以借鉴这项规定来规范微博等软件，目前，微博平台的设计是：只要别人关注了某用户，就可以给该用户发私信。而设置了可以收到“所有人”私信的用户，可以收到所有人发给他的消息。这样的设计和其商业模式有关系，因为社交平台的设计初衷就是“话题越多、平台越繁荣才越好”，但这也客观上增加了未成年人在类似网络社交平台上的风险。
朱芸阳注意到，刘学州事件发生后，1月24日，新浪微博发文称，针对用户隐私保护，站方拟上线两个新功能：一是一键开启“防暴模式”，开启后用户能够在可选时间内，隔离未关注人的评论和私信攻击；二是当用户收到大量非正常评论时，将弹窗提示用户是否开启隐私防护功能。她认为，这实质上也是微博在审视自身的设计是否能够更好地保障用户使用服务的安全性。
针对用户之间的点对点私信，因涉及到用户个人信息或者个人隐私，软件不易主动介入审查。但朱芸阳强调，网络社交平台通过技术手段来改善自身平台的安全性，增强用户的隐私感和安全感并不难实现。相对于采取社交平台实名制等措施而言，这些手段更能够保证用户自由使用和安全隐私保护两者之间的平衡。
而且，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里有关于“通知删除”的规定。朱芸阳解释，“通知删除”规则指的是遭受网络欺凌的未成年人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制止网络欺凌行为，防止信息扩散。
她举例说：“有人给我发私信骂我，我截图提交给平台，平台应当及时采取删除、屏蔽等合理性措施，防止欺凌信息的扩散。而且，平台还可以对其采取关停、禁言等措施。”同时，微博及其他网络社交平台对于通知删除的响应速度也值得关注。因为是否能有效控制欺凌信息的扩散，往往取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响应速度。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一个账号被禁言后能够再次轻易注册新的账号，对用户继续进行欺凌。那么，平台对实施欺凌行为的用户进行禁言、关停的措施就会效果不佳。而英国《在线安全法》通过后，该国社交媒体平台有义务采取措施防止被禁用户创建新账户继续骚扰用户。这种做法同样值得我国借鉴，至少可以减轻再次进行网络欺凌的可能性。朱芸阳说。
“成年人都无法忍受”的两千多条言论
在周兆成看来，是网络暴力和来自原生家庭的伤害给刘学州造成了严重的心灵创伤。作为律师，他同情刘学州的遭遇。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1月31日，刘学州的外祖父母正式委托他为这个案件的代理律师。
2月10日，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周兆成引用了刘学州家属的话：“不放过任何一个网络暴力侵权者。”他还透露，目前打算针对网暴提起诉讼，未来不排除就拐卖、猥亵等行为继续主张权利。
据了解，刘学州生前的监护人是他的大伯。周兆成解释，由于刘学州生前是未成年人，其养父母已经去世，当其监护人放弃提出诉讼的权利，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他的亲属也有权利维权。
朱芸阳认为，刘学州的外祖父母作为亲属，可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但首先要证明是网民的言论导致了刘学州的死亡以及刘学州的死亡给他们造成了精神上的损害。
刘学州生前照片。资料图
周兆成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该律师团队获得证据的渠道，一是来自于委托人，也就是刘学州的家属。二是来自网友通过网络平台给律所邮箱或媒体账号提供的相关资料。目前，由五六人组成的律师团队仍在进行数据筛查。
“在海量的信息中，有两千多条涉及侮辱、诽谤谩骂的网暴言论。这些言论触目惊心、恶毒之极。”周兆成认为，成年人都无法忍受这种恶言恶语的攻击。
周兆成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一些参与网暴的账号是实名认证的，平台已经对这些违规账号做了封禁处理，多条证据链能够证实侵权人实施了侵权和违法犯罪行为。
部分网民言论是否构成网络欺凌
“我们也注意到很多自媒体、‘大V’带节奏，导致很多不明真相的网友发起对刘学州的言论攻击。这样的网友人数众多，未来针对他们的维权难度还是很大的。”周兆成说。
周兆成还注意到，刘学州去世当天，“很多涉嫌侵权的自媒体账号纷纷对侵权作品进行了删除和下架处理，以逃避法律制裁”。他认为，刘学州事件凸显了网络暴力对我们生活的侵袭。如今互联网发展迅猛，“是时候加强对网络的管理了。网友也要记住，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周兆成介绍，网络暴力主要涉及到侮辱罪、诽谤罪、寻衅滋事罪。这个案子也引起了他的很多思考，“我们考虑向有关部门提出应追究网络‘键盘侠’的刑事责任”。
朱芸阳对网络欺凌有深入研究。她解释，网络欺凌是法律术语——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七十七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通过网络以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形式，对未成年人实施侮辱、诽谤、威胁或者恶意损害形象等，都属于网络欺凌。
相对于人们口头上所说的网络暴力，欺凌的范畴更大，形式更多。朱芸阳举例说，在微信群中故意去孤立一个人，故意冒充他人身份等，都可能是一种网络欺凌的方式。而暴力方式是网络欺凌的一种类型。
就刘学州事件而言，朱芸阳分析，网民的言论是否构成网络欺凌值得进一步讨论。这是因为，构成网络欺凌首先要具备主观上的过错。在网上，每个人都有可能“发泄一下情绪”，这可能是不适当的网络行为，但是很难构成侵权行为。
她进一步说：网民攻击刘学州时有没有主观上的过错，他们是不是抱有“我就要伤害你”“我就想让你死”的主观意图，并且，网民的行为与刘学州自杀这一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也很难界定。因为某个网友单独的谩骂指责很难造成刘学州自杀的结果，有可能绝大多数的网友并不满足上述条件。她还提醒，在司法实践中，网络上的电子证据如要用于起诉，还需进行公证。
如何避免出现“下一个刘学州”
朱芸阳认为，就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欺凌而言，事前规制比事后追责更有意义。
“刘学州遇到言论攻击后，虽然他在网上发帖，晒出相关言论，但实际上当他遇到欺凌的时候，并不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也不知道如何行使权利要求平台去删除这些信息。”她说，“对平台而言，也应当在未成年人在网上注册的时候，以简洁清晰的方式列出，未成年人享有何种权利、如何投诉等，让未成年人明确知道当遇到霸凌的时候如何保护自己。”
“通过刘学州事件，我们应该反思，如何提高未成年人的网络素质素养和自保能力，避免出现下一个‘刘学州’。”朱芸阳说。
（编辑：王子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