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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柒为什么能红,清华教授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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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上观新闻 北京大学出版社

这段时间许多不明所以的人都被李子柒三个字刷屏了。那么她究竟是何许人也?

一个网红视频博主,微博粉丝量超2000万,长期致力于拍摄和传播“中国田园式生活”。而最不可思议的是,她在youtube视频平台上被700多万人关注。

然而,网友们的评价有些两级分化,一部分人表示由衷地赞赏,认为这是文化自信和文化输出的重要表现,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过于美化农村,容易使得外国人对于中国的认知产生偏差。

近日,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接受上观新闻采访,结合自身对于中西文化关系的研究,对该现象亦有所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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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故事的方式很重要

上观新闻:近日,李子柒成了文化交流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您看过李子柒的作品么?

张国刚:我看过相关的新闻。听说她在海外视频网站上有700多万粉丝,影响力很大。这一开始挺让我吃惊的,后来觉得也不奇怪。就像出书一样,学术书印通常印几千册,面对大众的书可以印个十几万册,因为有很多人愿意看。

李子柒是一个文化现象。它涉及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一个是精粹和俚俗的关系,一个是文化交流和舆论宣传的方式。

人类文明史上,早期的艺术品都非常精粹,因为它是为少数人所欣赏、为少数人而做的,不存在刻意迎合普罗大众的问题,所以能够精益求精。现代化以来,在商业和市场的推动下,越是通俗的越能受到欢迎。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有权利享受文明发展的成果,因而就涉及一个改进文化交流、文明互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但在更宽阔的国际视野里,我们或多或少有一种“理不足”“气不壮”的感觉。这和我们讲故事的方式有很大关系。

仅就讲好当代中国的故事而言,我觉得有一个关键词,那就是群众路线。要注意群众观点,要采用大家能够接受的方式,保持弹性和生动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李子柒的成功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上观新闻:李子柒的视频中展示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为何能引发国外网友的共鸣?

张国刚:“田园中国”主要存在于文学艺术作品中。“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你看,孟浩然的诗,或是陶渊明、苏轼的作品,就艺术化地展现了田园之美。

传统田园生活,总是洋溢着一种自在性,这跟中国文化有契合之处。古代中国大体是一个有空间的社会,政治上有上升通道,经济上有流动,文化上多元。而这个空间,在古代西方是很窄的。马克思称其为“硬化了的地产结构,凝固化了的政治结构”,土地不能买卖,政治上有世袭制、等级制,等等。

正因为如此,西方进入文艺复兴的时候就特别强调人的自由,而中国人是有空间的,所以更多地讲集体意识、群体意识,强调共同利益,不仅讲“利”还讲“义”、讲“权”也讲“仁”。在如今的全球化时代,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经验和探索为诸多共同命题注入更加丰富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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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误读”也是文化传播的一种方式

上观新闻:在古代丝路上,您看到了怎样的“西学东渐”和“东风西渐”?

张国刚:“西学东渐”其实古已有之,但张骞通西域之后,官方更加积极,通道更加顺畅。

一般来说,文明交流总是先从物质层面开始的。比如,小麦就是从西边传过来的,青铜冶炼也是由外传入的,但在中国变得更高级了。

文明的交流,就是这样的互通有无、集成创新。战国时候,当其他国家还在用青铜厮杀的时候,秦朝人却拿青铜、铁器来做生产工具,而且免费发给老百姓使用。秦朝的强大,跟这种创举有很大关系。我甚至觉得,秦兵马俑的雕塑跟希腊罗马的雕塑有相似之处,三星堆文明也明显受到西亚的影响。

说到“由东往西”,传统时期大家讲得最多的是四大发明。但除此之外,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在历史上可能更受关注。它们既是商品又是货币,是古代丝路上的“硬通货”。

到了公元1500年以后,大量中国文献被陆续译往西方。这跟马可·波罗游记不一样,更加广泛,也更加深刻。

当时,欧洲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探索“上帝的语言”。在伊甸园里,亚当、夏娃跟上帝谈话,用什么语言?一开始,欧洲人觉得上帝说的是希伯来语或古埃及语。等到明代梅膺祚创作的《字汇》等字书经过西方学者的翻译、研究后,中文逐渐引起欧洲人的注意。他们试图从中印证《圣经》的记载,找出语言的普遍规律。例如,汉字的“婪”,林字下面一个女,就是暗喻夏娃在树下偷吃苹果;“船”字,舟旁边是八口人,诺亚方舟里一家也是8个人。

在当时的西方人眼里,汉字的偏旁部首很有规律,跟液体相关的水字边,跟木头相关的木字边,跟金属相关的金字边,跟植物相关的草字头,因此很可能就是“初民语言”。所以,他们当时认为,中国人跟西方人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而且中国人很可能是诺亚最亲近的后裔。

上观新闻: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无疑是一种文化误读。

张国刚:中国有个成语叫“郢书燕说”,讲的是在解释文章时曲解了原意,但有时可能也表达出了有价值的观点。历史上的文化交流,郢书燕说式误读比比皆是。

但误读有时也是一种创造性转化。在不同文化相遇之时,每一种文化都希望完全展现自己,同时又“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接触的双方都不由自主地试图透过自己的眼睛审视对方,试图把对方收入自己麾下。这个打量的“眼光”包含着自家的视角、自家的价值、自家的需求,“相对论”者和“不可知论”者都在这里找到了驰骋思想的话题。所以说,文化误读也是文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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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包容和自信很重要

上观新闻:唐朝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最频繁的一个时期。您长期专研唐史,唐朝的开放究竟到了何种程度?

张国刚:确实,唐代,特别是盛唐时期,中外文明交光互影、双向交流表现得最为热络。

其中,西域方面的交流某种程度上说,是对北朝时期中西交流的进一步提升和扩展。入华粟特人的生活方式逐渐深入地融化于华夏。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商业纠纷,胡人识宝的唐代传奇小说,唐三彩深目高鼻的胡人商旅团队陶俑,都透露出“华夷一家”的社会氛围。公元8世纪末期,唐朝派出官方使节杨良瑶出使大食(阿拉伯国家),填补了汉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上官方往来的一段空白。唐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深深打上了胡汉文化交流、内地与西域文明交光互影的历史烙印。

上观新闻:唐朝为何如此与众不同?

张国刚:东汉时期,儒家已经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到了宋朝,儒家还有能力转化佛教,儒释道合流。唐朝很有意思,虽然留下的著作还是以儒家为主,但实际上社会是多元的,儒释道可以互相辩论,后来甚至成为一种仪式、一个重大的活动。

为什么唐朝这么有气魄?我觉得是因为那时候“华夷之辨”的情绪没那么重,而主要提倡和践行“胡汉一家”。当然,这跟唐朝统治者的出身很有关系。唐朝的建立者出自北朝,且很多有胡人的血统。比如,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窦氏、妻子长孙皇后都是胡人。所以,统治集团内部不觉得“胡”非我族类,也乐于被称为“天可汗”。一直到安史之乱,历代的唐天子都是公认的“天可汗”。

在“胡汉一家”、多元包容的情况下,唐朝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整理总结并创设了大量制度,如《大唐开元礼》《大唐六典》等。唐朝还开启了科举取士制度,但它并不完善,宋朝以后就越来越严密了。

上观新闻:唐朝为何能吸收文化,又输出文化?

张国刚:从大的方面来看,唐朝真正构建出了一个东亚文化圈。包括儒学、佛教、中国的文字和书籍,都输出到了整个东亚文化圈。

那个时候,唐朝甚至专门给朝鲜、日本、越南的文人设置考试科目———宾贡科。到唐朝来读书,就跟现在去美国留学一样。有个叫崔致远的朝鲜人,他父亲跟他讲,你到唐朝去学习,一定要考个进士回来,考不上就不是我的好儿子。后来,崔致远在中国考上了进士,还在唐朝为官多年,之后再回到朝鲜,被誉为“东国儒宗”。

可以说,唐朝是当时东亚地区的秩序维护者。既然是维护者,就一定要有包容的心态。总是想着自我封闭,怎能令人信服?

这种包容、自信,归根结底跟实力的强大有关系。杜甫感慨:“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经济发展,人民富庶,社会安定,是唐人自信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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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何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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