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山野老农的人生琐忆

刘光友，1951年九月十六日出生于湖南隆回水洞寨，高小文化。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67年，在白凼大队林场担任看山员。1971年参加横板桥“三线”建设。1973年，担任生产队民兵排长，记工员。1975年，担任大队民兵副营长，团支部书记。1976年，当生产队队长，公社组织的“评宣队”组长。1978年，任公社林业检查员。1979年，参加公社“计划生育工作队”。做过小本生意，赚取微薄“脚力钱”送崽女读书。我一生务农，没有经历过有影响的大事。这里所记录的都是些琐碎、自己觉得难忘的经历。

回首来处

听父亲说，在一百多年前我们的老祖宗洪刚公与卢氏婆婆因生活所迫，从新化桥头湾来到小沙江的麻塘山新屋场的砌背安家落户。那时候还没有隆回县治，新化也属宝庆府。洪刚公是木匠，卢氏婆婆会织布，经过呷苦耐劳，勤俭持家，他们自己修了房子，买了点田地、山林。所生德江公，与麻塘山本地伍氏成婚，育有一子一女，女嫁洞口三门，子系我祖父业林公。

隆回大水田白凼村刘家老屋（2015年初拆除）

德江公40多岁时患重病，去世时，业林公尚在怀中。办理德江公的后事，是麻塘山另一刘姓当“家管（处理红白喜事的管家）”，把德江公的全部家产呷光用光，还说要卖新化的“会田”呷。伍氏婆婆说，叔叔我手里还有一根秧，把“会田”卖了，今后我们回新化“挂青（扫墓）”，还要自带饭团。“家管”说，连你这把老骨头都要卖了呷，你手上的能不能带大，还难说。伍氏婆婆，一位小脚女人带着幼小儿子，无法生活，只能投靠三门女儿家。

我祖父业林公在三门长大，成年后，与洞口米氏米菊花成亲。三门漫山遍野都是竹子，业林公在米氏婆婆娘家照拂下，学会造纸、晒纸、起纸。造纸，没有固定居所，需要根据竹林的生长情况经常迁徙。祖父一生住过十几个地方，其中有八寨、浦板口、铺冷上、麻黄界、竹子坪、水洞寨等。没有纸造，就帮长工，担柴卖。有一次，他在白马山庵堂附近砍柴，遇见一过路客，可能是饿了，呷了两个嫩包谷，被几个锄草的捆在树上打。业林公趁他们回家呷晌饭时，悄悄把那人放了。后来，业林公到宝庆城里卖纸，路遇那个攀嫩包谷的，那人已经发达了，请业林公呷酒呷饭，盛情款待。业林公嗜酒如命，在水洞寨种包谷时，经常用竹筒上街打酒喝，有时醉卧路边，有时竹筒被打破，就趴着把地上的酒喝完。由于喝土酒，酿制不纯，甲醇含量高，对视觉神经有损害，以致业林公40来岁就双目失明。那时我父亲才13岁，就承担起家庭生活重担。业林公与米氏婆婆生育一子二女，一子即我父亲云丰公，两个姑妈。大姑妈嫁旺溪陆家，二姑妈嫁大水田曹家冲廖家。我父亲在水洞寨挖包谷土时，与十几里外的毛人洞蔡氏蔡进秀成亲。我母亲兄弟姊妹多，生活困难，11岁就嫁到水洞寨，和我父亲一起挖包谷土。

左起刘修姑（姑妈）、蔡进秀（祖母）、刘光友（父亲）、廖伟娥（母亲）（拍摄于2024年春节）

出生

我于1951年九月十六日出生在1780多米高的白马山旁的水洞寨的一个山坳里，那儿周边几十里荒无人烟，全年大部分时间浓雾笼罩。我们住的是用山上砍来的柴禾围起来的简易房子，盖的是茅草。没有稻田，呷的是自己在山上种的包谷。只有在过年时，才拿点包谷到十几里外有田的人家换点米。我满周岁前，大部分时间在双目失明行动不便的爷爷衣襟里度过，饿了，哭了，爷爷没办法，就把自己的奶子放在我嘴里。当时正值“土改”，父亲由于出身贫苦，被新生的人民政府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在十几里外的大水田村担任村长，每天开会，斗地主，分田地。才16岁的母亲由70多岁白发苍苍的奶奶领着，在陡山坡上给包谷松土、锄草。

一天，父母请算命先生给我看“八字”。先生说，这个小孩“八字”好，你们要送他多读书，将来呷饭要离开老屋场。父母听了，非常高兴。我们家1952年冬搬到白马山脚下的白凼，分到了大地主廖干伍用于收租的三间房子，田两亩多，能呷上大米饭了，也应验了算命先生的话。

上学戴上红领巾

1958年，我7岁，父母送我到两里外的下白凼一栋私人楼上读书。学校就一位男老师，廖善文老师，40多岁。我们开始学语文，拼音。数学是从山上折回家的茅草杆，数数字。我的作业本上，每次都是满分或“优”字。

1959年，我上小学二年级，要去十几里外的大水田。一天，廖善文老师来到我们家，对父母说，这孩子学习很认真，成绩很好，可怜小小年纪要走十几里山路，去大水田上学，希望他能保持好的习惯，继续好好学习。

站在刘家门口眺望远山

听上了年纪的邻居说，去大水田的路上“不干净”，坟墓多的地方，有各种鬼怪出现，有穿红衣服的小矮人……，一般大人都不敢走。幸好，上面毛人洞有几个同学，他们上学要从我家门口路过，我总是等着他们。他们有时来得早，也等着我。我们三四位同学一起走，大家有说有笑，从没看见什么。只是有一次，学校多上了一节课，放学时已经很晚了。那天，我和毛人洞的廖珍明同学一起走。我们走得很快，在一个很远没有人家的地方，天黑得看不见路了。突然，半空中沙子飞扬，打在路边树叶上哗哗作响。我们赶紧往前冲，回到家还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几十年过去了，至今记忆清晰。

我刚到大水田，感到大水田是个大地方，屋多人多，学校宽大，有礼堂，操场中间有棵茶花树。后来我家小孩上学时那棵茶树依旧亭亭如盖，年年花开。我们在一间用黄土坯垒起来的教室上课。三个同学一张桌子一根凳子。我的左右两边都是女同学。我们从不搭话，各自学习。我的作业每次是满分，老师用红笔写上“好”或“优”字。有女同学偷看我的作业，我从不管。

我自从到大水田上学，奶奶每天天亮前做好饭菜，天亮时把我叫起来呷饭，上学。冬天下雪，路上结冰，奶奶用竹笋壳给我包脚，外面穿上草鞋。书包里放一双小布鞋到学校换。走十几里到学校，裤脚、袜子经常全湿了，双脚冻得又紫又红。记得，有一次我们班主任廖安花老师把她的火箱递给我烤火，我心里感到暖烘烘的。

1960年，我上三年级时的一个大晴天，教我们数学的肖老师戴着红领巾在班上说，今天有批同学将加入少年先锋队，成为少先队员。这次我们班上有5位同学。老师宣布了名字，其中有我。我感到非常自豪。接着，我们以班为单位，把凳子搬到操场上，整齐坐好。学校大门口红旗招展，大红纸上写着标语，很是喜庆。仪式第一项是廖等生校长讲话，他说同学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这次加入少先队的同学在学习上要再接再厉，继续努力。第二项，是给全校12名新少先队员佩戴红领巾。这时，高年级的同学戴着红领巾，手捧崭新的红领巾向我们缓缓走来。站在我前面的是全校最好看的廖晚莲同学，她衣着整洁，面带微笑，帮我轻轻戴上红领巾。第三项是教导主任曾青霞老师讲话。曾老师是隆回曾家坳人，说话口音和大水田不太一样。曾老师让我们要坚决和坏人坏事做斗争，争当“三好学生”。那天回到班上，老师宣布，由我担任学习委员，任务是收发同学们的作业本。我觉得很光荣。

1961年，我上四年级，教我们语文的宁老师，40来岁。教数学的是女老师刘岸英。刘老师教学认真，对我的学习要求严厉，找我谈过几次话，希望我认真学习。有一天宁老师突然不见了，换了个女的魏老师。后来才听说宁老师因为强奸女学生，坐牢去了。难怪那段时间见全校老师阴沉着脸，有时交头接耳，摇头叹息。

当时，农村正在立食堂。魏老师平常对学生很严厉的，后来不知为何，上课时常发无名火。讲课也粗枝大叶，讲个大概就进房间休息去了，让我们自己学习。没有老师在，调皮的学生就在教室到处走动，大呼小叫，惹得其他同学也没法学习。魏老师在房间听到叫喊声，出来，拿着教棍在讲台上敲打：“我早上呷的二两米，实在没力气管你们。”成立食堂时，农村壮劳力每餐四两米，老人孩子只有二两五钱米。我每餐就二两五钱米，呷不饱。奶奶从她的二两五中拨些给我。我每天到了学校，就想早点回家，好在半路上寻点“土伏零”之类的野果、野菜充饥。好几次午睡，看到对面桌上躺着的廖光户同学饿得肚子紧贴背脊，中间一个大的凹陷，心想人家和我一样饿着。那时候，学校规定每天午睡一小时，我心想不要午睡，让我们早点回家多好呀。

1962年我上五年级，教我们语文的是胡前堂老师，数学是司门前孙家龙的孙会初老师。数学学小数、分数，圆周率、周长等。孙老师在课堂上只讲个大概，大部分同学听得一头雾水，领会不了多少。胡老师上课必讲三国孔明，水浒里的宋江等，大家学习成绩下降，加上课程又多，有历史、地理、自然、化学、物理、政治、唱歌、体育等。我的功课还可以，没有不及格的。

1963年，我上六年级，教室在楼上。教语文的班主任老师是司门前某大学毕业的彭南球老师，上课也是粗略讲讲。六年级下学期，“文化大革命”已有苗头。彭老师领着学生，戴着红卫兵袖章，打着红旗和写有标语的横幅，高举毛主席语录，高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打倒某某反革命，某某走资派，某某当权派，在大水田街上，公社、卫生院附近到处游走。学校发了毕业证，没几天就放假了，我六年级毕业。

我在“文革”时期

我高小毕业回家，无所事事。有社会青年，也有早已毕业的学生，说我也是红卫兵，邀请参加他们的游行，我跟在他们背后到处跑。那些组织有“湘江风雷”“红色造反兵团”，我跟的队伍是“红卫兵旗手”。游行形式和在学校里差不多，打着红旗，高举“红本本”毛主席语录，喊革命口号，从最下面的生产队到最上面的生产队。他们看到老旧东西就打烂破坏，说是“破旧立新”，毛人洞庙那座石头砌成的小庙连同里面的菩萨就是那时候被砸坏的。我跟着他们跑了几天，觉得没意思，就不去了。后来听说隔壁源江湾的队伍把白凼群众的神龛砸了，白凼也要组织队伍到源江湾去，把他们的神龛也砸烂。当时，听说只有红卫兵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我们白凼的蔡水松要去北京，说是毛主席将要接见红卫兵，去北京能见到毛主席。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蔡水松也没有去。

1963年暑假，廖昌栋老师到我们家访问、调查，那时还是大食堂时期。廖老师询问了我们家的政治成分。我们家贫雇农几代，没有一个亲戚是地主出身。我父亲是生产队队长，属于“根正苗红”。廖老师说，如果司门前八中来通知了，希望我到八中去读书。可能由于“文革”的原因，学校没有来通知书。父母说，如果来通知了，就去读书，没有来就算了。父母的决定，一个13岁的小孩能说什么呢。

学犁耙

1963年、1964年，我们院子（虎形屋场）养有生产队3条牛，父亲让我每天放牛上山呷草。当时规定每条牛放一天记1分工。3条牛就3个工分。在放牛的同时每天砍两到三担柴。

1964年，我正式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劳作一天记4分工。父亲说，你一定要学会犁耙功夫，不会犁耙功夫的人，别人瞧不起，是“半边子”，只能拿“半边碗”。我父亲由于从小在白马山上挖包谷土，没有田，不会犁田。生产队不会犁耙功夫的人很多，有复员军人，有过去没有田的。三四月犁田的时候，我每天跟着五六个犁田的人挖泥巴。别人开犁时犁出的泥巴要挖碎，以免回转时挡犁尖。还有犁不到的角角落落，要挖好，搅和成泥。最难受的是下雨天，打赤脚在水田里，水又深，经常是全身上下湿透，浑身泥，连口里、脸上、眼睛都是泥巴。他们中午休息，回家呷午饭的时候，我就留下来看牛，防止牛呷了庄稼，地里的菜等。五六条牛，附近没有青草，牛寻呷的，到处乱跑，搞得我手忙脚乱，放下这就跑那。下午他们上工了，我又开始忙。由于我不怕苦、不怕累，还是有好心人教会我怎么犁田。我仔细看他们怎么做，自己心里琢磨着，终于学会了犁耙功夫。

农村里的苦力活一年365天做不完，一二月开荒造林，三四月犁田，插秧，插红薯，六七月除草，捉虫。那时候没有农药，田里禾苗上的虫子得用手捉。八九月收割，打禾，挖薯，十一二月积肥，开田，修田坎。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所有的农活我基本都学会了，也备尝农村生活的艰辛。

去六都寨造纸厂送竹麻

1965年，我15岁那年七月，看到大人们送六都寨的竹麻（嫩竹劈成片，晒干，用来造纸），每百斤能挣3块多钱。我也很想去，父母也没有阻拦，只是说，有六七十里路，能担多少就担多少。我在苏溪（白凼的一个小山冲）捆了担竹麻，当时担着很轻，心想就这么点，担得起。翌日清早四点多钟，呷点东西上路了。星光熹微，走了十多里，到了盐罗界半边亭时才天亮。盐罗界非常陡峭，让人望之生畏，站在我们家门口隐约能看到那“之”字形的盘山路。走到那，我已经感到呷亏（很累）了，问别人，还有多远？说还没出“曹门”呢。意思是才起步。最少得中午才能到，现在不要问。没办法，我只有硬着头皮跟着走。又经过西山的广子坪、红现亭，快到双江口时，我感觉难以支撑了，走几步就要放下担子，肩膀、脚、腰到处痛得难以忍受，并且头脑发胀，眼睛看不见东西。看到别人已经走远，心里急。不跟着，造纸厂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只能眼望着别人，双脚慢慢挪动。硬撑到造纸厂时，我早已分不清东南西北，人几乎倒下。称了竹麻，40多斤，一块多钱。跟着别人到六都寨街上，听说只有猪血便宜，5分钱一碗。我买了一碗猪血呷了。晚上十点多才到家。到家后，什么东西都呷不下，睡到第二天十二点多才醒来。过了好几天，我还是昏昏沉沉的。此后十几年，我看到猪血就想吐。

当看山员

1967年，由于我们大队造林任务重，大队从每个生产队抽出二三个劳动力去林场育树苗。地点是下白凼的新屋生产队，任务是八九月到山上，把杉树枝劈下，把杉树果摘下，放在木板上，晒干了后种子自然会从果子里暴出来。在二三月份挖地松土，将地四五尺一垄地平整好，一行一行播上种子，上面覆盖稻草，出苗后，把稻草拿掉。四到七月是除草阶段，不能用锄头，只能用手把每棵树苗周边的草扯掉，很费功夫。三年后，才能把树苗移栽到山上。看山员另一项任务就是，每年春季竹笋长出时看管竹笋，不要让群众乱挖，不能被牛羊呷掉了。群众需要用竹木，必须经过林业部门批准。没有林业部门的批条，就是乱砍滥伐，得罚款处理。

大队领导让我担任看山员，我开始心里不太愿意，认为是得罪人的事。后来经大队干部多次劝说，才答应。我心想，在生产队出工干活，打着赤脚，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汗。当看山员能每天穿干净衣服，穿着鞋袜，雨天打着雨伞，在山路上走走，看看，下大雨可以到树下或人家家里躲一躲。太阳大时，能在树下阴一阴。看山员的工作不需要出多大力，应该是很多人羡慕的工作。

有一天，大队廖青年书记对我说，过几天要开群众大会，让我在大会上发言。我说，我从没在人多的地方大声说过话。他说，青年人要多锻炼，不能在大会上发言是不行的，还有很多人不了解、不认识你。我心想，书记说得有道理。书记让我先把讲话稿写好，给他看一下，到时候你大胆讲就行了。

我把讲话内容整整想了一个晚上。在第三天的群众大会上，书记把中央、省、地区和县里的林业政策宣读后，又讲了公社、大队制定的有关规章制度。紧接着说，下面由我们的看山员刘光友同志讲话，大家欢迎。我硬着头皮走到台上说，各位领导、长辈们，兄弟姐妹们，大家辛苦了！大家都知道，我们大队是山区，古语说靠山呷山，我们只有把山林保护好、管理好，才有出路。我受林场和大队委托担任看山员，我一定按照林场和大队支部制定的制度执行，也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我的发言得到大家的称赞。从此，我的胆子大了，不管在大会小会，我都能大胆说话。1970年，林场下放（解散），我又回到生产队。

娶妻

1967年九月的一天，我和父亲在塘现湾的河边打蕨粑，毛人洞的表太娘（是远方亲戚）来到我们身边，对我父亲说：“姐夫，我给你担个八字，给你讨个媳妇（儿媳的意思），你看如何？”我父亲说，好！谢谢您，谢谢您看得起。没过几天，表太娘送来八字，父母用酒菜热情款待。表太娘介绍说姑娘是本公社木瓜山大队西冲界人，1953年3月15日出生，小我两岁。 我父亲接下姑娘的八字放在神龛上的香炉下压着，说只要七天之內，家里一切平安、一切顺利就是好八字。第三天早上，生产队发通知，说发口粮谷，我们家领到300多斤口粮。父亲说，不用看，肯定是好八字。没多久，父亲请来白水洞的罗元可到家里看八字，“郭（匹配的意思）”八字。他以书本相对，说这是个好八字，是助夫旺子的，别人“郭”上一个字就行了，你们“郭”上了三个字。父母以酒饭招待先生。几天后，父亲对表太娘说，八字“郭”起了，“郭”得好，能否请女方来看看“当”，即看男方家的地理位置和家庭条件。表大娘让父亲定个日子。父亲请先生看了十一月二十日。

在十一月二十日那天，我们都在家等着。父亲让我到后山上去砍柴，以免让别人说我们是好呷懒做的人家。我在后山上砍柴，远远看到屋前大路上来了三个女人，知道是来了。待她们到家后，我才从山上回来。当时我们也不好说什么，只是倒茶递水。我不知女方的看法，不知道肯不肯。我坐了一会，转身去了邻居家。表太娘找到我说，你要给你未来的岳母递个火箱火（冬天烤火用的器具），以表你的热情。我照着她说的做了。岳母说，小刘，你的想法怎么样？我心想人还是可以的，个子比我略高，说不出什么缺点。我说，我没什么不同意的。岳母听了，说这不是小孩子煮“沙子饭”，是一生一世过日子的事，今后不能后悔。我说放心吧，不会的。婚事已告成功，父母忙着做饭。木瓜山离我们家有十几里山路，没有马路也没有车辆。当天，她们住宿一晚。第二天呷过早饭，打发客人走。我们家很穷，拿不出什么，只有一身衣布、一个“三牲”，鸡鱼肉，22块钱作为礼金。1968年、1969年这两年，我们没有什么来往，也很少见面，甚至话都没有说过几句。1969年冬，表太娘说，还要定个“事”，今后好结婚过门。父母满口答应。1969年十二月十八日，那是一个下雪天，我从别人家借了件灯芯绒衣服穿着，穿着草鞋，挑着80多斤重的皮箩，去西冲界岳母家“定事”。皮箩里装有糍粑、鸡鱼肉，还有一身衣布，18块钱。我个子不高，力气又小，加上路上结冰，很不好走，我担着皮箩走不多远，就放下来歇一歇。走到源江湾时天气不早了，大约下午四点多。表太娘跟在后面，焦急地说，照这样到家已是晚上了。我心里也急，源江湾到岳父家还有几里路的陡坡，自己已经感到呷亏了，那么大的陡坡怎么能爬得上去呢？表太娘说，要是他们家里来人接就好了，不然确实麻烦。正当我用全力爬岭，没走多远，他们家果然有人来接了。表太娘认得，说那人是姑爷。姑爷比我高大，一口气把担子挑到家。岳父岳母很是热情，倒茶倒洗脚水等。我在岳父母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呷过早饭回家。

1968年，我们白凼发生几十年不遇的特大洪灾。七月的一天晚上，白马山上乌云密布，雷鸣电闪，那雨下得就像有人在天上倒水一样，白马山上多条溪流汇集到白凼山冲，在阵阵闪电的照耀下，只见整个白凼成了一片汪洋大海。那次白凼冲走房屋两座，打烂房屋一座。廖怀生的房子冲走时，一家6口在洪水中相互拉扯着，拼命往高处走，终得以脱险。当时，全大队没有一户人家敢睡，望着滔天洪水，摇头叹息。太坪大队一座大山山体滑坡，在山涧形成堰塞湖，堰塞湖冲垮，以致下游的源江湾大队十几座房屋被冲走，连同源江湾供销社、卫生院的工作人员等100多人被冲走。这一惨绝人寰的事件县志、乡志上均有记载。那次发大水，我们白凼小河两边的河堤全部冲垮，所有田里堆满石头和沙子。当年几乎颗粒无收。国家那时候也困难，上级救助微乎其微，人们把山上能呷的树叶、野草全部呷尽。此后几年，为了恢复生产，修复河堤，即使大年初一大雪纷飞，社员群众也没有休息。

我奶奶于1970年十月去世，奶奶病重期间，我未婚妻来看过一回。奶奶去世时，她过来送葬。

1970年十一月十二日，妻子过门和我结婚。1971年五月，听说隆回“068”工程“803”基地招工，每个大队招几人。父亲帮我报了名。偏僻山冲冲里的农民对国家大的形势、方针政策知之甚少，只要一听说是国家招工，非常积极。“803”当时是我国“三线”建设重要基地。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我国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军事思想。由此展开大规模“三线”建设。1970年，周恩来总理签发了“决定将七机部某研究院三线研制基地建在湖南的隆回、洞口、邵阳县和新化县的部分地区”，并成立三线基地工程指挥部，定名“068”工程指挥部。隆回确定在花门、北山、南岳庙、横板桥、苏河、曾家坳、滩头等地设点。于是，成千上万经过严格政审的各类人员蜂拥而至，热火朝天参加“三线”建设。我“有幸”也赶上了“三线建设”的热潮。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国际形势变化，我国不再面临大的战争威胁，国家防御战略进行及时调整。从1985年开始，隆回的“068”基地分期分批搬迁至长沙。

1971年五月十五日，我接到通知，让参加“三线建设的”的同志十六日十点到公社开会。会上，公社书记作报告，说大家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报名参加“三线建设”可喜可贺。上面的规定，对于参加“三线”建设的同志，每个工作日由各大队记同等劳动力一样的工分，由大队核算。每人自带大米30斤，由生产队送到粮站。每人每月国家补助大米15斤，也就是每月口粮45斤。伙食除外，每月补助零用钱6块。自带劳动工具簸箕一担，自带被子及其生活用品。二十日上午十点前赶到苏河统一坐车。

会上宣布，参加“三线建设”的民工执行半军事化管理，每个公社成立一个民兵连。连队领导由公社指派，排长由连队支部安排。班长由排长安排，或选举产生。公社安排我们大水田民工民兵连指导员是和平大队的副书记李电荣，副指导员是苗竹大队的副书记，连长是太坪大队大队长，副连长是水田大队的廖立山，另外还安排有司务长、文书等。

开完会，我马上往家赶，家里还有很多事要安排。其实，妻子是舍不得我离开她的，但想来想去，在家没出息，生活困难。妻子说，下决心去吧，哪有男人不出门的。你不在家，我想把孩子打掉。我听了坚决不同意。她说，你放心吧，我不是小孩子，也不是不懂道理。妻子文化不高，从小呷过很多苦，但知书达理，对我做事，无论成功与否，都是支持的。

妻子的唠叨

1971年五月十八日晚上，妻子把她在娘家的情况大概说了些。她说，我的“八字”放在你们家这几年，我们很少说过话，也不懂什么叫谈情说爱。妻子轻声细语说道，我们兄弟姐妹共有6个（后来是8个，当时最小的弟弟、妹妹还没出生），我是老大，上有父母、爷爷，全家十几口。我什么事情都经历过，什么苦都呷过。爷爷重男轻女，好一点的荤菜，女孩子是呷不到的，每次呷饭，老人只是把萝卜、青菜，剩菜往我面前推。有时夹点荤菜，爷爷马上用筷子打落，说你面前的菜没有放毒药，不会毒死你的。弟弟呷鸡腿，我只能呷剩下、没啃干净的骨头，弟弟呷糯米糍粑，我只能呷包谷粑。我有时候赌气，在外面的墙角下哭。母亲见了，非常心疼，说句公道话：“爷爷，孙子、孙女都同样喊爷爷，孙女也是人，有口都要呷，男女都一样。”

妻子说，我名义说读过三年书，其实只读了两年多一点。爷爷总是说，妹子客，读什么书，反正是嫁到人家扫灶烧火的，读得再多也没什么用。经常是别人上学去了，我还在地里干活，或做家务。有时候一点东西也没呷，拿个红薯就赶去学校，但已经迟到了，教室门关着，我就站在外面，也不敢喊。等别人上了一节课或两节课了，我才进教室。有时候只准读半天，说下午家里有事，活干不完，要不早点回去，肯定会挨打受骂。有时候几天都不准去读书。

在穿的方面，人家女孩子都穿花的、颜色艳一点的衣服，只有我一年四季穿黑色或兰色衣服，都是父母穿过，觉得太小了，才给我穿。我向母亲请求，想做一件花衣服。母亲说，那你自己去挣钱。我挤时间去摘茶叶，挖竹笋卖了点钱。让母亲给我买点花布，做了件衣服。爷爷见了，大发雷霆：青兰经得住涂，能穿到烂，抹到烂。即使那件花衣服，也是母亲手工做的，很不合身。我的衣服从没去过机子铺做。

记得我十岁那年冬季的一天，天还没亮，父母让我到木瓜山大队秘书家去扯“杀猪税票”。那年月，农村杀猪，必须上交屠宰税。那条路必须经过廖昌林家，他家养有两条大恶狗。我说，怕狗。父母说，你可以喊别人给你看着。天刚亮，我出门走到廖昌林家门口时，见他家门还关着，人家还没起床。我在一棵大树下等了很久，总不见门开。我担心回去迟了，又要受打骂。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快到屋前，我喊“林玛”，刚出声，那两条大恶狗嗷叫着向我扑来。我转身就往他屋旁边存放肥料（积肥）的“陋屋”上跑，“陋屋”被我踩空，人掉了下去，两条狗扑上来，把我的衣服撕烂，还在脚上咬了一口，鲜血直流。狗叫声，我的哭喊尖叫声，在清冷的早晨传得很远，这时主人才披着衣服出来，喝住狗。我哭哭啼啼的继续前往木瓜山扯“杀猪税票”。

别人上学，我每天跟着大人上山出工。中午散工回家呷晌饭，我总要担一担柴火或一担草回去，有时候我根据自己的能力准备好了，趁我不在时，父亲又往我的担子里塞些柴草。不知多少次摔倒在路边、坎下，父亲不但不体贴，不问伤着了没有，反而大骂，只知道呷，这么一点也担不起。有一回，在云仙山的陡坡上挖包谷土，散工时，我捡了一担柴禾，父亲又加了一些。下雨，要过一条小溪河，由于担子太重，我一个趔趄，连人带柴禾滚到河里。如果我早到家，必须要打上火把去接父亲，假如不去接，也会受责骂。在担担子上，由于父亲的呆板、横蛮，我三舅、玛舅帮我担过多次，也说过我父亲多次。说小孩子的背脊压断了，或个子长不高，会害她一辈子。

干一天活，晚上到家呷过饭后，马上推磨，舂“对臼”。忙到深夜，还要剁猪草、剁红薯叶，这时已经鸡叫了。第二天蒙蒙亮又要起床干活。晚上睡觉，脚前一个弟弟，身边一个妹妹，这个拉屎，那个撒尿，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或谁没有盖好被子，受凉了，肚子痛。我本来就功夫重，瞌睡重，这时候如果弟妹哭了，大人肯定又对我非打即骂。有一次，天快黑了，我背上背着妹妹，还要做家务。母亲让我和已经十来岁的大弟弟把鸡鸭猪关好。我手忙脚乱做不完，弟弟拿着个树叉做的玩具在玩。我气得抢过他的玩具，丢了。弟弟大喊大叫，我刚把背上的妹妹放下，爷爷听到他的大孙子在叫喊，随手拿起扁担横扫过来，把我打倒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住在不远处的外公外婆得知这件事，来到我们家，说女孩子难道就不是人？把她打残废了，害了她一生一世。这回，我们连娘带女要一起带走，不给你们家了。那次爷爷哑口无言，什么话也没讲。我十四五岁，到了经期，父亲不管下雨下雪，天天带着我雨里来，雪里走，干活干到天黑，从不体贴，过问。

妻子说，我的“八字”拿到你们家，爷爷是不同意的，说放什么“当”，在家里还能干几年活，嫁了，家里就缺一个劳动力。但母亲想，我在家也是受苦受累，如有好人家，放了“当”，会好一点。我年纪轻，但各种苦，我样样经历过，知道人生不容易。你放心到“803”去吧，我会照顾好自己，家里一切我都会打理好的。

参加“三线”建设

1971年五月二十日早上，我们呷了点早饭，我担上被子行李往苏河赶。妻子在后面跟着，我说不要送，回家吧。她坚持跟着，嘴里不时说：出门做事不比家里，上车下车安全第一。人多处莫去挤，不是熟人，少打招呼，赌博场所千万别去。施工时要眼观四方，身上有钱，不要乱花，勤俭持家，立家之本。衣服破了，带回家里，外面野花，切莫多心……我几次催她回去，她一直跟着。我说，你往前越走越远，回去更不容易。不知不觉到了木瓜山，遇到很多一起参加“三线”建设的“战友”。 我说，你应该回去了，我们有很多人了，她还是跟着，到了木瓜山下面的“造水坑”，我站着不动，看她眼圈发红，手上的手帕也全湿了。我也差点流下眼泪来。我说，你不回去，我就不走了。她才站着不动。 我走出老远，回头看，她还站在原地。源江湾的扶菊莲同志说，小刘，你有这样贤惠的妻子，你要一生一世放在手心里。

我们在“造水坑”下面的一点上了一辆大卡车，一个多小时抵达横板桥的麻场。我们住的是民房，五座房子相连，对面住的是部队。呷过饭后，分配住处，20多个女同志住一座房子，60多个男同志住一座房子，一座用来做厨房。床已有人放置好。第一天，呷饭休息。第二天，开会分配班排。第一排排长廖嫦娥，副排长廖凤娇，选举产生的。我们第二排排长罗从庆，副排长刘光亩。第三排排长廖初来，副排长刘吉成。每个排分三个班，我们班长是王腊生，副班长是我。我的任务是领发工具。第三天正式上工地，我们上下工地，排着整齐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一二一”“一二三四”口号。我们的任务是打房屋地基，每天工作8小时。上下班时，工地上的广播播放军号，呷饭前要唱一首革命歌曲，如《我是一个兵》《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对面是解放军官兵，我们时刻以解放军为榜样。解放军在那驻有一个营，他们主要是打“洞子（坑道）”。国家建委有一个大队，以上海、贵州人居多。我们民兵团，两千多人，生活上每人每天一斤半大米，各种蔬菜齐全，每个月能呷三次肉。伙食比家里好，很多女同志米饭呷不完，动筷子前给男同志拨一些。有的女同志从家里带来鸡、鸭、干鱼或猪血丸子，呷饭时有人也给我碗里夹一些。我的衣服脏了破了，有女同志帮忙洗干净或缝补好，大家相处十分融洽和睦。

每星期看两场电影，大家整齐列队，坐好。电影放映前，各连拉歌，唱革命歌曲。我们属19连，司门前兴隆属18连。18连唱了，让我们19连唱。我们大水田大多是从高山上来的，没见过大世面。18连以热烈的掌声“鼓励”我们唱，我们迫不得已唱了《我是一个兵》。当我们“欢迎”他们唱时，掌声稀拉哗啦、乱七八糟的，而他们的掌声响亮整齐。我心里不是滋味，也很不解。我们连当过兵回来的廖国喜说，他们是排练过的，心里数着“”一二一”“一二三四”的拍子。我们进行排练后，也能以整齐的掌声和他们对唱了。

几个星期后，团里要求每个连要有宣传员以及文艺宣传队。文艺宣传队由8到10人组成。连队决定我担任宣传员，每星期出一次黑板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好人好事，并在工地上用喇叭宣传国家“三线建设”的重要意义，以及表扬好人好事。我们的文艺宣传队由4位女同志和4位男同志组成：廖嫦娥、廖凤娇、扶菊莲、廖菊娥、廖元长、廖高中、张竹成加上我。我们的独唱、合唱歌曲有《一根竹竿容易弯》《团结就是力量》《北京的金山上》《东方红》《南泥湾》，还有简单的快板、相声，我们在18连、20连演出过多次。宣传员每月去团部开会学习一次，表现好的同志有奖品，我曾得到过钢笔、毛巾、笔记本。

1971年十月，我们打地基的任务基本完成后，十一月，团里分给我们担砖任务，为期一个星期。任务分到连，连分到排班、个人。听说民兵团和汽车连有矛盾，担砖任务一个星期是绝对完不成的。从砖厂到“803”工地有十几里路，每天两担，我每次挑20块砖，一百斤以上。第二天我的脚就肿了，在团部打了银针，休息了两天。

在“803”的日子平常而琐碎。一天，我和廖嫦娥、扶菊莲等在河边洗衣服，她们洗得快，先走了。她们走后，我发现地上有个钱包，里面有8块钱，还有一张照片。一看照片就知道是廖嫦娥的。我在回去的路上，碰到廖嫦娥急匆匆地赶来，问我看见她的钱包了没？我当即还给了她。几天后，我从团部广播里听到表扬我拾金不昧。我问廖嫦娥，这么一点小事怎么能报告团部？她说，她只是告诉了连指导员。

还有一次，我们借住的房东不在家，屋里的老大爷病了。我们排长、副排长轮流背老人到团部卫生室就诊。有个星期日，廖嫦娥、扶菊莲在横板桥路上遇到一位老大娘，走路东倒西歪，病得不轻，她们把老人搀扶到卫生院。这些，都是我这个宣传员需要宣扬的。

1972年六月二十日，我们民工团解散，大家回到自己家里。当时传言“三线”工程是林彪主抓的，“九一三事件”后，工程就停下来了。我在“803”恰好一年整。

分家生子

1971年五月，在我去参加“三线”建设前，父母跟我说，要把我们分出来。当时我没做声。父亲脾气不好，稍不如他的意就发火骂人。我到“803”不到一个月，他们就把妻子分出来了。我是从妻子七月十二日的来信中得知的。

妻子在信封背面写着“春天不到花不开，亲人不到信不开”，信的内容大意如此：哥哥，那天你走了后，我站了很久才转身回家。来时两个人说着话不觉得，回去时一个人，觉得路很长很长。我强打精神一步一步走回家，已经是中午过后，什么也不想呷，倒在床上，睡到第二天早上，呷了点包谷粑就出集体工了。我知道不出工是不行的，出一天也能挣几分工。你走后一个月，六月十五日，父母把我分出来了，分到5个碗，1包盐，1个没有“耳朵”饭锅，1个没有盖子的菜锅，3 升谷粉，没有一点油。三天后，从集体领回20斤湿谷。这就是我一个月的生活。因为你的口粮，集体已经扣除了，只能领回这么多。你走后，我天天盼着你来信，收到信后，望回信。请注意保重身体！你的妻子廖伟娥，1971年七月十日。

我看了信，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心想，妻子一个人在家，没有一点油，就那么一点粮食，日子怎么过。我开始想着妻子跟着父母，让他们想办法，现在分出来了，就是各过各的日子。自己每月6块零用钱，买牙膏牙刷洗衣粉所剩无几。妻子送我时，叮嘱我早点写信回家，但到了工地上，每天很紧张，又没有写信的条件。我趁有人回白凼，给妻子写了信，告诉她，我在这边生活很好，每顿饭能呷饱，每个月能呷三餐肉，功夫不重，希望你在家多保重身体，保重肚子里的宝宝，万一有什么困难，就向别人借点钱，我回来还。

八月，我请假回家一趟，去白马山扯了一担“火草”，一种长着两片白色细叶的草，只有白马山上才有。家里粮食有限，妻子说可以把“火草”晒干，磨成粉，和粑、煮粥。那次回家，看到她肚子里的小孩已经很明显了。她用油煎了五个鸡蛋端给我呷，我怎么呷得下呢。妻子告诉我，她回娘家担回一些干红薯米、包谷，油，还呷了一顿狗肉。

十月初，我接到家里的信说，妻子已经生了，母子平安。让我十七日回家一趟，妻子娘家要来打“三斗（朝）”。我十七日到家，妻子把宝宝递给我，让他喊爸爸。我脸一红，怎么就当爸爸了呢。由于营养差，宝宝才三四斤重，皮肤又黑又皱。妻子说已经给孩子取好了名字，叫刘跃清。她说，怀着小孩的时候，梦回见一条大青蛇缠住她的腰。我说，可以，很好的。

第二天清早，我把家里一条30来斤重的小猪杀了，用来招待客人。妻子指着几乎没见过油荤的菜锅说，又红又锈得像火盆。她怀着小孩呷饭就胡乱对付，呷一个红薯也算一餐，两个包谷，或从田里抓回几根泥鳅也算一餐。妻子生下孩子，想呷肉。母亲去源江湾买肉，去了一整天，晚上回来空着手，妻子见了大哭一场。妻子让我趁每月三次打牙祭的机会，包点肉回来。我说怎么可能呢，我们是集体生活，又没有分到个人。妻子在信中说，回家时买点海带和肉。我用一个月的零用钱，买了6斤海带（六毛五分钱一斤），一斤半肉。

那天，岳父岳母背着小弟昌周，还有大弟昌生一起来了，带来几只鸡、鸡蛋、大米，还有小孩穿的衣服。加上生产队的亲朋好友，以及周边邻居，那顿“三斗酒”有七八桌客人，由于生活困难，每道菜都呷得干干净净。我的三天假期满了后，又回到“803”工地。

担任评宣队员

1975年，我担任大队民兵营副营长时，公社组织评宣队，抽调各大队干部组成，分成几个组，到各大队、生产队检查账目、生产情况。我们组4个人，我担任组长，其他几位分别是：水田大队副书记廖桂芳、龙源大队民兵营长阳倍生、香溪大队民兵营长廖国黄。我们组的任务是木瓜山、源江湾、太坪大队。到木瓜山时，他们三个留在那查账。我到源江湾查水库移民账目，没有批准的木材等物资一律留下来，不能运走。扶菊莲同志是移民对象，她找到我，希望看在“战友”份上，能网开一面。我说请不要为难我，没有批准的，到了木瓜山也会被卡住，到时候我都会受处分。我和扶菊莲在“803”一起工作一年多，她是一个非常讲道理且原则性很强的人，她对我的工作表示理解。在评宣队工作那几个月里，我二儿子刘跃良出生。当时，我不在家，名字还是妻子取的。

父母生日

孝敬父母是传统美德。双方父母，加上西冲界爷爷，5位大人的生日，我们牢记在心，有时候为了筹备一点稍微拿得出手的礼物，妻子想尽办法。1971年九月，爷爷的生日，妻子挺着大肚子上山捡竹枝，担到几十里外的苏河，卖了一块多钱，买了两斤鸡蛋，两升糯米。她知道爷爷喜欢呷糯米。1972年九月，爷爷过生日，妻子背着还没满周岁的孩子，上山捡竹枝，还是担到苏河去卖。在山上，蚊子把小孩露在外面的脸和脚叮得全是红点，肿得老高，妻子抱着孩子眼泪哗哗流。还有一次，妻子背着孩子，担一担竹枝去苏河，好不容易担到那，结果人家说收满了，不要了。双方父母的生日都在四月或八月，是抢种抢收最忙的时候。记得有一年，西冲界父母的生日，我们实在忙不过来，没有去，老人杀好鸡鸭在家等。过几天，我们去了，老人才放心，说你们再忙，也不是一天的事，如果你们再不来，就打发你弟弟来看你们了。

分家后，父亲让我们每年纳100斤谷。后来，父母见我们全家就我一个劳动力，一家5口，妻子带小孩，还要做家务，日子过得实在太苦了，就把纳粮免了。每逢父母生日，我们哪怕借钱借米也要尽心意尽孝道。

陪同部长去检查

1976年九月十五日，大队廖青年书记对我说，明天上午十点到他家等着，届时公社武装部廖昌友部长要去木瓜山、源江湾、太坪、白马山等地检查工作，请你陪同一下。

十六日上午十点，廖部长来了，对我准时在那等，很高兴。廖部长身高一米八多，180多斤重，说话声音洪亮，坐在那像座小山。我跟在他后面就像母鸡带着小鸡。我们首先来到下面的红旗生产队，在队长谭庆生家呷午饭。谭庆生的儿子谭绿光去北京航天航空学院读书是大队、公社推荐的。午饭后，我们来到木瓜山大队。他让我去秘书兼民兵营长宁教胡家，说明我们这次的来意。他去有两兄弟在部队服役的宁教光家，叮嘱我晚上五点过去呷晚饭。

我和宁教胡是好朋友，1975年搞“评议”时，我住他家。我们见面很高兴，我向他讲了部长的意思，并了解他们大队民兵工作情况。他热情留我呷晚饭，我说不用了，部长在宁教光家等着我。晚上，我们住宁教光家，和部长睡一张床，部长高大的身子占去大半张床，我个子小，勉强睡得下。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前往太坪大队。一路都是爬陡坡，部长走得很慢，中午十二点多，我们才到太坪大队民兵营长胡友余家。我们在胡友余家呷了午饭已是下午两点多。胡友余是退伍军人，对民兵工作的重要性有深刻认识。我们要前往白马山大队，胡友余极力挽留。当晚，我们住胡友余家，一人一张床，当时在农村算条件好的。

早饭后，我们出发去白马山大队。路上，部长看到一棵很高的杉树上缠有一棵“藤梨（猕猴桃）”树，树上挂满了“藤梨”。部长问我能不能摘到，我爬上树，用随身携带的黄挎包，摘了满满一挎包。部长问我需要吗？我说，这个东西我呷得多，我给您背着。快下午一点，我们来到白马山大队副书记兼民兵营长蔡长江家。蔡书记热情地倒茶、敬烟，马上做午饭。部长说，你们是我们大水田地势最高的大队，你们要提高警惕，蒋介石是不会死心的，随时可能反攻大陆。你们要防止特务空降搞破坏，发现陌生人，马上报告。晚上，我们住蔡长江家。

第二天早上，蔡长江杀了一只山羊招待我们，还打发我们每人3斤羊肉。

参加县团委先进代表大会

1977年五月十五日，公社团委书记魏正纯同志来到我们家，送来书面通知：让我在十六日下午三点前，到县委招待所报到，参加县团委先进代表大会，时间6天，自带生活用品。

十六日下午两点，我来到县委招待所，我们大水田4位代表住一个房间，其他三个分别是：魏正纯、大水田中学老师胡能江、卫生院医生廖敦贤。晚饭后，魏书记说，我们难得来县城一趟，可以到处转转。

第二天上午，全体代表在县委招待所的大礼堂听雷宗旺副县长作报告，下午小组谈论学习，晚会看电影。第三天，全体代表在后山栽下一些四季长青的松   柏，电视台的同志为大家拍照，录像。第四天上午，听取做出成绩的代表介绍工作经验，有小沙江虎形山少数民族代表介绍养猪经验。下午，县团委对先进代表给予奖励，奖品有杯子、斗笠等。晚上，文工团慰问演出。第五天上午，县委邹副书记作总结报告，下午县团委周书记就下一步工作做部署安排。会议期间，伙食很好。第六天返程时，对我这种不拿国家工资的代表，发了务工补助，并给了纪念品，有毛巾、脸盆等。

这是我参加的一个“高规格”会议，印象深刻。

去湖北当阳探望弟弟

1984年十一月，弟弟刘光复来信说，希望家人有空去部队看看。弟弟1960年出生，1978年去湖北当阳空军部队当兵，提干。我们知道他的意思，他在部队驻地找了一位教师女朋友，希望家人帮他把把关。父母年纪大，没文化，他们让我去一趟。我心里忐忑，弟弟有出息了，去看看是很光荣的事，但我从没出过远门，何况是出省，那么远的路，中间要转多少次车，要经历多少麻烦，想着就害怕。

我提一个旅行袋，里面装有一斤多南瓜子、几个猪血原子、十几个糯米糍粑等老家特产。贴身口袋里装上300元钱，100是父母的，200是我的。父母没收入，挣钱难。我在供3个小孩读书，也困难。想到弟弟刚提干，工资不高，这时候需要开支，这点钱只是表示老家亲人的心意。

弟弟上次探亲时告诉我，从邵阳坐火车到当阳路程远，还要在长沙、武汉转车，从岳阳城陵矶坐船到宜昌距离近，能直达。弟弟心细，还给我买了张地图。我决定从岳阳坐船到宜昌。武汉太大了，想到就心慌。我从隆回前往邵阳，然后从邵阳坐火车到岳阳。我没坐过火车，不知道火车站在哪，火车票怎么买。同车太坪大队的蔡景禾是母亲的同宗亲戚，他告诉我可以乘公共汽车去邵阳火车站。到了邵阳，他另外有事去了。我边走边问，上了去火车站的公共汽车，买好去岳阳的火车票，并顺利坐上车。晚上九点，车上的服务员喊，到长沙的旅客准备下车。我想，我是到岳阳的，所以就坐着没动。车上最后一位下车的旅客见我还坐着，问怎么还不下车？我说，我是到岳阳的。他说，这车子不走了，你到岳阳还得另外换车。我只好跟着人流走出车站，在广场上转来转去，找去岳阳的火车。我走进一个候车室，没见去岳阳的牌子，问服务员，对方用手指了一下，我又进去看，里面有去武昌、南昌的，就是没有去岳阳的。我退出来，又问服务员，他还是用手一指。我再进去，突然想起，去武昌要经过岳阳呀。火车终于来了，人山人海，站着都挤，没办法，哪怕挤也要挤到岳阳。凌晨一点左右，到达岳阳，问服务员，这儿是岳阳县，还是岳阳市？回答说是岳阳市。

半夜了，没有去城陵矶的公共汽车，住旅社又不合算，我就坐在候车室里等。外面下着雪，天气很冷，我的皮鞋里面已经湿了，脚冷得坐不住，只能到处走，跺跺脚。熬到早上八点，公共汽车来了，到城陵矶候船室一问，去宜昌的船要晚上九点才开。我无精打采地坐在候船室，几乎一天一夜没合眼，想睡，睡不着。

晚上九点，售票处开始卖票，价格多种，我买了张最底层、钱最少的五等舱。上船，找到铺位，听说要第二天晚上九点才能到宜昌，谢天谢地，我倒头就睡。第二天中午十二点多，我睡醒了，买到饭菜呷饱，接着睡。

快到宜昌时，服务员喊，到宜昌的旅客准备下船。我下船，走出码头，深更半夜在人生地不熟的宜昌城到处转，心想反正白天已经睡足了。我转到一个候车室，坐了一晚。第二天清早，我想打个电话给弟弟，告诉他，我已到宜昌。我还是边走边问，找到宜昌市邮电局。我向工作人员出示了从公社开具的介绍信，她看了，帮我拨通电话，让我到2号窗口去接，我拿起电话，听了很久，没有声音。后来才晓得，电话拿反了，我把听筒那头放在嘴边。我出来向工作人员说没动静，她说那电话可能坏了。我走出邮电局，在街上转来转去，担心弟弟不在家，我辛辛苦苦那么远来，没碰到人，那可怎么办。我看到一个营业所，一问，里面有电话。这次，我打给弟弟的女朋友简燕。电话通了，我说我是刘光复的哥哥，从长沙来。那边是简燕的声音，她听清了，是从老家来的哥哥。我问，光复在家吗？她说刚才还在这。得知弟弟在家，我放下心来。

我听弟弟说过，从宜昌坐火车也能到当阳。我提着行李走，走呀走，走得很累了，打听到去火车站的公共汽车。上了汽车，我请售票员到了火车站时提醒我，结果售票员在车上和别人争吵起来，我坐过了站，才告诉我。那里离火车站还有段路，这时我看到一个候车室，上前问有去当阳的车吗？对方说有，马上开。

我坐了大约两个小时的客车，到了当阳，问一位交警，商业局幼儿园在哪？交警用手指了指。我又问到部队多远，有客车吗？交警说，有七八里，部队的车有时候经过这。我问寻着，往商业局幼儿园走，路过“机关幼儿园”时见一老师模样的女同志，我写在纸上问，商业局幼儿园怎么走？她说前面不远的地方，又问我找谁？我说找简燕。她说，认识，听说她正在和一个当兵的谈恋爱。

我找到商业局幼儿园，见到简燕。她很热情，给我买了点心糖果，然后一起去找光复。快到车站时，我远远的看到弟弟推着自行车，正往一辆客车里看。我们见面后，弟弟领着我往他们部队走，路上，他帮我拦了一辆他们单位的卡车。

晚饭后，弟弟告诉我简燕很聪明贤惠能干，但那几天他们为了一点小事，正在闹别扭。我说，既然那么好的姑娘，你就不要东想西想，你是男子汉，要宽宏大量。我们是从穷山沟沟里走出来的，要找个好对象不容易，你要懂得珍惜。弟弟没吭声，他很快把简燕接了过来，一番解释交流后，他们又和好如初。

我在弟弟那住了一星期，看到弟弟部队一栋栋房屋整洁整齐，非常气派，感慨那是神仙住的地方。看到当地农民把很好的米用来喂鸡喂鸭，他们每个人丁有三亩多田。看到部队干部家属呷过晚饭后，就一家三口随意游玩，想到自己是一个大山深处苦劳苦呷的农民，心情沉重。

返程时，弟弟送我到宜昌，在简燕大姐家呷过午饭，坐上开往岳阳城陵矶的船。我坐火车到邵阳时，天降大雪，邵阳到隆回的客车停了，只能花高价坐私人的车到隆回。夜宿隆回，第二天到家。

这就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有点像演电影《陈焕生进城》，很多事摸不到头脑，很心酸也很难忘。

赴县城开展计划生育工作

1985年七月，接到公社通知，让我参加大水田组建的赴县城计划生育工作队，十二日上午九点在大水田中学操场集合，坐车。我们工作队有8人，分别是：公社计划生育“专干”王春姑、龙源大队老书记廖子会、太源大队书记廖昌元、舒家大队大队长廖昌学、香溪大队民兵营长廖国英、太坪大队老书记刘后友、源江湾的廖国维等。“世上千难万难，计划生育最难”，上级从偏远的大水田抽调人员去县城做这项工作，可能是考虑到“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本地人工作不好做，得罪人。

我们入住县委招待所，几个人住一间宽大房子，生活条件还可以。翌日，在县卫生局开会，参加会议的都是没有及时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单位领导，有轻工业局局长，水泥厂厂长，纸箱厂的书记等。卫生局田局长说，这次把同志们从大水田请来，因为大水田计划生育工作开展得好，你们都是有工作经验的老同志。今天也把计育对象的单位领导也请来了，希望他们大力支持你们。你们工作的对象有县团委、水泥厂、纸箱厂的干部职工。他们已经停职停薪了，你们的生活、工资都由他们支付。希望你们不要有顾虑，大胆工作。

会议结束，我们分成两个组。第一组，王春姑任组长、成员有廖子会、廖昌学、廖昌元。第二组，我担任组长，成员有廖国英、刘后友、廖国维。

我们第二组来到水泥厂，找到会计小周，做他的思想工作。小周爱人第一胎是个女儿，已经五岁多了，还想生个男孩。他的心情大家都理解，并很同情。但当时的政策是国家工作人员“一刀切”执行“一胎化”，没有商量的余地。我们几个轮流和小周谈，你是几百号大厂的会计，那么多双眼睛看着你。你早点把自己家的事处理好，于国家于自己家庭都是好事，我们在这里所有开支都是从你们的工资扣除。这次县委下了决心，不解决问题不罢休。天这么热，我们在大水田凉风习习，过得很舒服，我们也是没办法。造纸厂的王女士是附近农村的，父亲是造纸厂的老职工，估计是顶父亲的班，有份工作不容易。我们一说，她就止不住流眼泪。我们这一组两户人家的工作很快就做通了。第一组的工作几乎没进展，大家商量是否采取强制措施。后来觉得不妥，如果计生对象往地上一躺，又哭又闹，不但影响不好，如果出了问题，谁也承担不起责任。

半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卫生局开了总结欢送会，付了我们工资，并赠送毛巾、杯子、斗笠等纪念品，用车子把我们送回大水田。

现在国家不但放宽生育政策，而且还奖励多生。当年我们在县城搞计划生育，是那个时代的缩影，特此记之。

做小本生意

长子跃清1971年十月出生，次子跃良1975年九月出生，小女喜琼1977年五月出生。小女出生时，我不在家，添个女儿全家人都很高兴。我们家的房子是解放初期搞“土改”分到地主的“庄田”，佃户种田时住的。几十年下来，早已破烂不堪，一下雨就得四处接漏，外面下大雨，家里下小雨。1979年，我们把老房子拆除，盖新房时，由于手忙脚乱，对刚会走路的小女疏于照看，以致她跌到在厨房的火塘里。当时，女儿三天没睁眼，满脸红肿，妻子抱着她整天以泪洗面。因为当时的经济、时间、精力等原因，我们没有去医院治疗，只是用当地的土方。造成小女长大后脸上有明显疤痕。

刘跃清的父亲刘光友（2026年7月7月于隆回大水田白凼家中）

我们白凼地处山区，耕地少且贫瘠，交通极其不便，加各种自然灾害，农业技术落后，人们生活非常困难。洋芋、红薯、包谷当一年的大半口粮，经济上没有任何来源。只能是过年杀猪卖点肉，或偶尔卖只鸡鸭，卖一棵树换点钱。长子跃清在司门前八中上学，有时候交不起生活费。高中仅读了一学期，就去湖北宜昌打工，后入伍，上军校，自创事业，自成家业。次子跃良在隆回二中读书，呷穿都很寒酸，没法和其他同学比。他后来考上大学，当中学老师，考上公务员。小女从小就非常懂事，在校学习成绩优异，在家呷苦耐劳，扯猪草、做家务不用大人吩咐。晚上，经常是我们睡一觉醒来，她还在灯下学习。第二天一早，我们还没起床，她呷一点剩菜剩饭就到十几里外的龙源中心小学（后来是大水田中学）读书去了。小女初中毕业本来可以上高中，考大学，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她上了卫校，后来参加公开招考，成为政府公职人员。

在供次子和小女上学的那几年里，得益于我做点小本生意。我们家紧挨着村小学，那时候学生多，有好几个班级。我们家地处白凼山冲中间，那时没有公路，上面白马山的人去大水田需要经过我们家门口。经过慎重考虑，1988年，我在司门前办了个营业许可证，借了几百块钱，从周边小店用装化肥的塑料口袋肩挑手提一些文化用品和零食，如本子、铅笔、果冻、糖果等，在自己家里摆了个小摊子售卖。后来，我去几十里外的苏河进货，和几个小店的老板说好，东西卖出后，再给钱。这中间我赚一个“脚力钱”。就三五百块钱的小生意，如果去县城进货得花一笔车费，不合算，加上我对县城不熟，不太敢去。

有一年冬天，我们一个生产队的蔡迪生约我一起去县城进货。蔡迪生是复员军人，当过老师、大队秘书，见过世面，在县城有很多熟人。那天，出发时天气晴好，他领着我在县城各批发店转，把一些老板介绍给我。一打听，我发现县城批发店的东西比我以前进货的几家店子便宜很多，更合算。那次我买了一千多块钱的货物。等我们买好货物时，水库管理所每天惟一一趟去木瓜山的班车已经走了。坐到苏河，对我们来说很不方便，到了那，怎么去木瓜山呢？我们只好在县城住一晚。第二天，下大雪，木瓜山的车子没下来。没办法，去苏河的车也得坐，车上人多，我们的货物装不进车厢，只能放在车顶。这时，天下起了雨加雪，很多货物是不能淋湿的，我只得又把东西搬下来。几番折腾，我脚上的解放鞋早已湿透，浑身冷得直打颤。蔡迪生在街上到处找车，中午时分，雪停了，他找到一辆有敞篷的小货车。开车的师傅姓陈，还是蔡迪生的远房亲戚。车到苏河后，在一段沙石陡坡上怎么也上不去。我们只好把东西搬下来，存放熟人家里，等天晴后再来担。我们用扁担挑上货物，待深一脚浅一脚走到家时，天已经黑透，累得什么东西都不想呷。几天后，天气好转，我把那些货物一点点担回家，花了多天时间。从苏河到木瓜山，挑着担子想要挤上班车几乎是不可能，车上早已人挤人，货堆货，没地方落脚了。

去县城进货，只能坐木瓜山的班车来去，才稍微方便一点。但我们家到木瓜山得走十几路山路，中间还有木瓜山这个大水库。清早，赶木瓜山的班车必须坐渡船。有时到了水库边，渡船的师傅还没起床，一耽搁，就误木瓜山的班车。运气好，坐上班车，经过近三个小时的颠簸到了县城，木瓜山的班车在县城停留不到两小时，对于我们这种进货的人很不方便，时间很赶。因为县城各批发部不在一个地方，文化用品在一处，副食品在一处，农用品在一处，生活用品在一处，经常是一路小跑忙下来，顾不上呷口东西喝口水。进货的人最不愿意住县城，费时费钱不说，人来人往，人多手杂，很不安全。

一堆货物运到木瓜山，得一点点挪到渡船上。渡船到了下白凼水尾处，又得从渡船上挪下来，再担几里路，才到家。多余的，一次担不完的就寄存在附近熟人家。这一趟下来，清早随便呷点东西出门，中午晚上饿着肚子，很晚到家时，已累得饿得啥都呷不下。记不清有多少次，寒风呼啸，星光细微中，妻子拿着手电筒在水尾处等着我，和我一起把货物从船搬下，一起挑回家。也记不清有多少次，妻子打着手电送我到水库渡口，去木瓜山赶车。去渡口那段路，荒无人烟，坟地很多，天黑一个人不敢走。记得有次下白凼一个人被牛顶死，我天亮前就得出门赶车，妻子送我坐上渡船，她也等到天亮，才敢回来。

我呷苦受累供儿女上学，看到他们一个个成人成才，心里十分宽慰。

修路

我小时候经常看到父亲扛着锄头，提着簸箕，把我们周边不好走的路修平整，搬来石头把垮塌的地方填平。修路、架桥，是“修阴功”“积德”。在大集体时期，每年七月底，生产队组织所有劳动力出两天工，将生产队的大路小径整修一番，砍掉快长到路中间的灌木茅草，填好被雨水冲坏的地方。那两天是不记工分的，属于义务劳动，参加与否，悉听尊便。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做小本生意时，深切感受到交通的重要。那时候经常挑百十斤担子爬坡过坎，有的地方别人空着手走都得手脚并用才过得去，而我还挑着沉重担子，那种战战兢兢，浑身冷汗的感觉刻骨铭心。1996年，大水田乡党委书记张秋阳同志在一次村组干部大会上说，大水田要修几条公路，做到村村有公路通到乡政府。1998年，人民政府将公路从大水田修到白凼，通往各组的公路得村民自己想办法。我们院子6户人家凑钱修了100多米的路，两位开挖掘机的师傅呷住在我家，没收任何费用。2014年，人民政府决定原来的沙石路改造成水泥路，大部资金由政府出，少部由村民自筹。算下来，摊到每人500元。有的不愿意出，说没有分到田。我们家3口出了3000多元，加上在外工作的出资达8000多元。

2015年，我把破旧的木材房子拆除，在原地基上盖了一座两层半小洋楼。我们家能修房子，得益于直达家门口的公路。现在，白凼每天有班车去县城，几乎家家户户有小汽车、摩托车、电动车，大家上学、赶集、打工，出门走亲戚都很方便，买种子、化肥、农药等及各种生活用品也很方便。每隔一段时间有车辆满载水果、糖果、鸡鸭、家具、家电沿着白凼冲的公路兜售，还有快递包裹送上门。

我们能过上如此幸福的生活，感谢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

陪伴父亲的日子

我父亲刘庚仁1931年四月出生于白马山水洞寨一座周围十几里荒无人烟、云雾缭绕的茅草屋内。当时奶奶已经40多岁，父亲生下时不到两斤，长度只有用成年人的拇指和食指一比划多一点。水洞寨只有包谷，爷爷拿包谷去很远的地方换米，父亲呷砂罐煨米汤、煮饭到7岁。在他8岁那年，奶奶送他到万溪一个私塾读书，奶奶陪了他一天，第二天实在没空陪他。他在私塾哭了一天，第三天再也不去了。父亲13岁时，爷爷双目失明，他就承担起养家糊口的生活重担。1949年，父亲18岁，鉴于父亲穷苦出身，有“土改”干部尹关耀、邹太福上门做工作，希望父亲和他们一起去搞“土改”，参加工作。两位干部和父亲同呷同住同劳动几天，宣传党的“土改”政策，讲穷人翻身做主的道理。父亲在“土改”期间担任水田村村长，能力强，表现好，受到干部群众一致好评。1952年，我们家从白马山上搬下来后，上级部门要求父亲担任“脱产”干部，由于当时干部待遇低，养不活一家老小，加上目光有限，父亲坚决不去。后来，在成立“高级社”“人民公社”，在大集体时期，父亲担任生产队长几十年，他说话办事正直正派。他一年四季闲不住，下雨下雪，铺路架桥，开垦荒地。邻里纠纷，请父亲前去评理，主持公道。

刘跃清的祖父刘庚仁、祖母蔡进秀（摄于1987年湖北当阳）

1993年七月，父亲63岁那年，隔壁邻居因为婚姻矛盾，有人半夜上门放火烧邻居房子。那时都是木材房子，一旦起火，殃及周边，后果不堪设想。父亲看到邻居家门口燃起熊熊大火，仅穿内衣内裤，出来救火。那纵火的周某拼命阻拦救火，用一把杀猪用的刀在父亲面前划来划去。父亲不畏所惧，周某迎面砍了父亲一刀，额头、鼻子砍出一道很深的伤口，手也被划伤，鲜血直流。待众人赶来时，周某已经逃走，我们赶紧把父亲扶到床上。我们家离大水田卫生院有十几里山路，又是深更半夜，只有请赤脚医生来。赤脚医生用普通的麻线，在没有麻醉的条件下，在父亲脸上缝了几针，贴上纱布。第二天，我请人来用“凉床”把父亲抬到大水田卫生院。医生一看，怎么能用麻线缝合伤口呢？又把线拆了，重新缝合。父亲在医院住了3天，执意要求回家。我在路上接到父亲，问他怎么不多住几天？他说，没多大问题，不要多花别人的钱。父亲回家第三天就像往常一样下地劳动。父亲年纪大，短时间内失血过多，身体产生应急反应，以致胃出血、溃疡，他当时毫无感觉，不但营养没跟上，不注意休息，反而每餐必饮，终患重病，一查，已是“胃癌”晚期。

1994年四月，父亲身体变得虚弱，经常呕吐，已不能下地劳动。我请来舅舅蔡其卯上门给父亲打针呷药。舅舅是中西结合的老医生，治疗是尽心尽力的。用药很长一段时间，不见好转。后来，我又把村里的赤脚医生蔡昌汉请来，两人商量着给父亲看病，还是没效果。父亲和我的想法都是，尽量把病治好，不必告诉在部队的弟弟，以免让他担心。一个多月过去了，家里的钱全部用完了，父亲的身体还不见好转。我跟父亲说，看样子不让弟弟知道不行了。翌日清早，我赶到隆回给弟弟发电报。我从隆回回家的第二天，父亲的病情加重。我请人帮忙一起把父亲抬到大水田卫生院。父亲住院，我不陪护是不行的，打针、呷药、端茶、倒水，呷饭等，都离不开人手。农历五月正是农作物出种、锄草的季节，我的红薯、包谷地里的草足有一人多高，不见庄稼只见草。经济、农活，以及父亲病重，几重压力几乎让我喘不过气，晚上我几乎难以入睡。过了两天，弟弟回来了，我顿时感觉肩上的担子轻多了，他到底是部队军官，见过大世面。医生说，父亲身体弱，需要输血。弟弟当即挽起衣袖说：“我是他儿子，输我的血，没问题。”医生说，输血需要一定技术设备，大水田卫生院不具备。针对父亲身体虚弱，我们请蔡新民院长从隆回买来“白蛋白”注射。廖敦贤医生说，你们父亲如果不是“癌症”，打了“白蛋白”身体会好几年。过了几天，听说谢医生要来大水田卫生院。谢医生是邵阳卫校的教授，在隆回、大水田蹲点时带有很多徒弟，口碑甚好。谢医生来了，给父亲检查用药，还是不见好转。他建议我送父亲到县医院去检查。我们当晚租了一辆车，把父亲送到县人民医院。常规的检查，呷药打针，不见起色。后来，医生根据父亲有呕吐的现象，做“胃镜”，检查出来是胃癌晚期。医生说，鉴于目前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办法，只能拿点止痛药回去。医生对父亲说，你的病没事，回去好好休养，慢慢会好的。我们也没有把实情告诉他。

父亲在大水田住院，以及送到隆回检查治疗的所有费用都是弟弟掏的。弟弟在我最困难、最艰难的时候送来“及时雨”，尽到了责任。据说，他也花了5000元，离家时他把剩下的500块钱给了父母，说父亲万一有意外，他可能回不来，只能由我主持办理。

弟弟归队后，我请当赤脚医生的舅舅给父亲看病。舅舅是谢医生的徒弟，他说用草药来治好父亲的病。我把舅舅寻来的草药晒干，打成粉，一天呷两次，依旧没作用。后来，听说省城肿瘤医院有治疗癌症的特效药，我卖了一头猪，请舅舅把药买回来。有人说呷猕猴桃可以治癌症，我上白马山买来猕猴桃。均没有效果。肚子痛挠脚板心，实在想不出办法，只好“求神”，请“师公”来家里“打符”“喊魂”“烧它”，前后花费上千元。父亲说中白凼80多岁的蔡伯贤信“耶稣”，祈祷上帝，应该有办法，让我背他去那看看。我身高不到1.6，背着父亲上坡下坡过坎，歇了几次才到蔡伯贤家。呷过晚饭后，父亲让我回去，说他要住几天再回。晚上，我回到家，正准备睡觉，蔡伯贤的儿子蔡新华赶来，说你父亲是病人，没人陪护是不行的。我又来到蔡伯贤家，那时父亲已经睡了，见到我，说你怎么来了？我说，是人家让我来陪您的。我把主人家的意思说了。父亲说，我们明天还是回去吧。第二天，我又把父亲背回家。

父亲病重期间，我有时背他到毛人洞的舅舅家去看病。晚上，父亲被病痛折磨，疼痛难忍时叫喊连天，嘴里唠叨不停，我们只能陪着，坐到天亮。地里农活不干是不行的，一家老小还要生活。有时候我在家门口的田里干活，听到屋里父亲传得老远的痛苦呻吟声，心如刀绞。

腊月底快过年了，有一天，父母问，木瓜山的班车什么时候开？父亲想去苏河下面的石段看病。石段那边有个姓尹的医生，部队转业回来的，母亲以前在那边看过胃病。我打听到正月初六有车，那天我也要去隆回进货。初六半夜，我们就起来，简单呷点东西，就往木瓜山走，我搀扶着父亲，走几步，歇一歇。上了木瓜山的班车，到了石段，父母亲下车去尹医生家，我前往隆回。返回，班车路过石段时，我在车上看到父母和尹医生站在路边拦车，我也喊司机停车，无奈车上人太多，挤不下，车没停，径直上了木瓜山。第二天一早，有人捎话来，让我到木瓜山去接父亲。我急忙赶到木瓜山，在水库坝上接到父母，背上父亲往家走。听母亲说，昨天在尹医生家，父亲昏倒在地，把尹医生吓得不敢用药，也不敢挽留，把父母送到石段卫生院，在卫生院打了一针，由于没挤上车，只好折回去在卫生院住了一晚。尹医生听说我们有个亲戚在茶山，就是我表妹，父亲的亲外甥女。表妹得知消息，叫了一辆拖拉机，把父母送到木瓜山水库坝上。

父亲被病痛折磨得非常痛苦，多次手拿绳子，或往小河边爬，欲寻短见。我和妻子好言相劝，百般安慰，不敢丝毫大意，昼夜轮流守候在父亲身边。有传言，家中老人短见走的，对子孙后代不利。父亲痛得呷不下任何东西，有时说这辈子其他东西都不想呷，就是酒没呷够。父亲嗜酒，每天三顿酒，一天三斤，以酒当饭。1989年，父亲从湖北当阳弟弟家回来后，坐骨神经痛，戒酒一段时间。患病后又呷上了，有时他慢慢挪到酒坛边自己舀酒喝。

1995年正月十二日晚上，父亲把我们叫到床边，让我们陪他说说话。父亲说：你弟弟不在家，如果我去了，你们不要告诉他，你们把丧事办了后，再去信告诉他。你们送父母的事是省不了的，但一定要继续送崽女读书，他们是有前途的，你们今后呷不完，用不完，会享福的。我去了后，不会来吓你们的。你们家里没有大的猪，你表弟建中家有。如请人帮忙，先请本生产队的，不够，再请外生产队的。我没有什么牵挂，就是舍不得你们。你们是有孝心的，你们不要难过，人生在世，总有这一回，迟早都要去的……父亲从各方面一一做了吩咐。他的神智一直非常清醒。说完这些，再也没有和我们说过话。

正月十四日凌晨三时，我在父亲身边，感觉他气息不正常。我说，爸爸，您放心走吧，我会按照您的吩咐，打好招呼（照顾一家老小）的。不到三分钟，父亲走了，享年65岁。

我请来和尚“开灵”，请来先生“测地”，十六日出殡。我在家庭经济非常困难，一切从简的情况下，花费5000余元（弟弟年前寄回2000元，父亲看病买药已经用得差不多了）。

现在，母亲已经九十多岁，我们惟愿母亲健康长寿，颐养天年。

（刘光友口述  刘跃清整理）

整理者简介：刘跃清，湖南隆回人，刘光友长子。中国作协会员，曾任原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江苏省报告文学协会理事，南京市签约作家，南京市栖霞区作协副主席。多篇中短篇小说在《解放军文艺》《芙蓉》《作品》《雨花》等刊物上发表，多次被《小说选刊》等刊物转载，出版长篇军事题材小说《士兵凶猛》《梦回吹角连营》《铁马冰河入梦来》《沙场秋点兵》，长篇纪实《天堑变通途——南京长江大桥纪实》《上甘岭43昼夜》《战斗在朝鲜》，中短篇小说集《连队之河》，散文集《举头望明月》等。曾获全军中短篇小说奖、《解放军文艺》双年度奖、江苏省报告文学奖等。现供职江苏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