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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传销的第三年 他成为了一名“反洗者”

潘依虹第一次见到李晟是在2019年1月的一天,当时,她还不知道李晟的特殊身份——“反洗者”。

“反洗”即“反洗脑”。

李晟去见潘依虹的目的只有一个,把她从被传销组织“洗脑”的状态下拯救出来。

彼时,潘依虹是香港亮碧斯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简称DCHL)的41聘级“经销商”。

界面新闻曾调查报道过这家香港传销公司,报道披露了该公司令无数大陆人入套受骗的惨痛经历(详见:《香港传销调查:鬼人、港伤和蚁窝》)。

潘依虹是在2018年9月被带去香港加入这家公司的,前前后后投入约125万港币后,她成为41聘级“经销商”。

从事“反洗”工作多年中,潘依虹是李晟迄今遇到的投入金钱最多、聘级最高的DCHL“经销商”。李晟说,“反洗潘依虹,是一个巨大挑战”。

去见潘依虹之前,他的心里一点儿底都没有。

初见李晟时,潘依虹也不知道,李晟也曾经是DCHL的高级“经销商”。

福建龙岩人李晟加入DCHL是在2011年。他1982年出生,曾经参过军。2011年,他到广东珠海与朋友一起做箱包生意。在珠海期间,他被一位开餐厅的陈女士“引介”到香港“考察”,被“洗脑”后加入DCHL。

交了6万多元买了一张大单后,成为DCHL38级别的“经销商”,后来他陆续又买了5张大单,“挑战41级。”

2012年3月,李晟很快拉了6个下线,这6人都是他的中小学同学以及“从小玩到大的兄弟”。

到他决定退出DCHL时,他已经有100多个下线。

彼时,DCHL内部分成几个团队,驻扎在香港不同地点,李晟所在的THY团队在尖沙咀的新文华中心。李晟加入时,正值该团队鼎盛期。

“从2010到2012年,我们主要的活动范围是广州、珠海、中山、东莞,最多时有两万多名‘经销商’。”李晟说。

李晟决定脱离DCHL始于一个偶然事件。他回忆,2013年7月,他拉了一个下线,是福建老家一个有20多年交情的朋友。这个朋友加入后去公司拿货,其中有一瓶标价两万多元的精油,货拿到手没几天就出了质量问题,李晟找到自己的上线——一个42聘级的“大头”去询问。这位上线一反常态,大骂他是在释放负面信息。

这让李晟很气愤,也起了疑心。他开始上网寻查信息,发现很多人投诉DCHL,他还加入了一些反亮碧斯QQ群。

网上得到的信息让李晟疑心更大,特别是在有人给他推算了DCHL的分红与奖金制度后,他意识到,“一万个人中可能只有一人能赚到钱,其他人全都是炮灰。”

一个月后,李晟果断解散了自己的团队,“叛逃”DCHL。

参加香港传销的经历让他损失了80多万元,更令他痛心的是,由他拉进DCHL的同学或朋友,“有的损失二十多万,有的损失三十四万,他们认为是我骗了他们。”从此关系破裂,难再恢复往日友好。

自此后,李晟成为一个坚定的反亮碧斯者。

2013年10月底,香港发生反亮碧斯大游行。这是由内地反亮碧斯QQ群的群主组织受害者举行的。游行活动从当年的10月27日一直持续到30日。

李晟全程参与了此次行动,这场游行在香港引起不不小反响,并成为DCHL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此后,由于负面信息过多,“亮碧斯”的公司名字开始被刻意淡化,DCHL被分化为几个“分公司”运作。李晟说,在DCHL几个团队中,THY团队在其后最早改名成为诗贝朗公司;SPN团队则分化成为现在的BV、DC两个公司。

外界一般认为,“反洗脑”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很难在短时间内把被传销组织“洗脑”的人拯救出来。

实际上,对于李晟这样的专业反传销人士来说,一两个小时之内劝说一个陷入传销组织未深的幡然醒悟并非难事,“反洗”过程可能仅仅一两个小时。

在去见潘依虹之前不久,李晟已成功“反洗”了一个传销受害者。

这位受害者是位女性,也是被熟人拉拢被“洗脑”加入香港BV公司的,上线是自己的堂姐。

此后,她把自己在深圳合租的闺蜜发展为自己的下线。到香港“考察”一番后,在东莞一家制衣厂工作的父亲也决定支持女儿的事业,准备筹款30万让女儿“挑战41级”。

故事的转折发生在父亲筹款期间。

这位受害者加入传销时曾向深圳的一个警察朋友借款两万元,这位朋友后来才知道她加入了香港传销组织,于是劝说她放弃。劝说无果后,这位朋友便打电话给她的父亲,其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一起以筹款为由把她“骗”到东莞,并请李晟来劝说。

因为熟知传销套路,这次“反洗”并不困难。李晟向她分析了香港传销的收益算法,一番推算的结果显示,除了最顶级的大头能够赚到钱外,其他成千上万人都只能是“炮灰”。

刚开始,她还半信半疑。她告诉李晟,她刚听了团队里一个42级别的“大头”的分享,说自己月收入几十万元。

李晟说,这完全是夸大其辞。他出示了自己掌握的数据。

看到数据后,对方马上决定退出传销组织。

后来,这位女士也加入了“反洗”队伍,今年,她已经成功“反洗”了两位传销者。

“反洗”潘依虹却费了一些功夫。

佛山人潘依虹加入香港传销组织的过程与经历与其他受害者大同小异。潘依虹是个80后,她之前一直做保险销售。

她是被香港明昇公司在佛山的一个传销团队盯上,这个团队有300多人。几经鼓动,潘依虹到香港“考察”并被成功“洗脑”。到香港的第三天,她花62569元港币买了一单,成为38聘级的“经销商”,回到佛山,在团队的一步步拉拢下,她又掏钱买了“单子”,成为41聘级经销商。

2018年11月,她还带父亲去香港“考察”,在港四天里,老人一直默不作声。返回佛山后,他坚决反对女儿,“父亲说这是传销,甚至要拿刀砍我。”

在香港这家传销公司的“洗脑系统”中,有一环节叫“拆负面”,这个环节是要加入者学会应对各种负面信息,包括家人的反对和不理解。

潘依虹说:“我父亲这么反对,当时我是听不进去的。团队里的人给我 ‘ 拆负面’,当时在被洗脑的状态下,我真的觉得他们说的都是对的,觉得这只是家人不理解,他们不懂这个行业。”

无奈之下,潘依虹的表弟通过反亮碧斯QQ群求助到李晟。

2019年1月中旬的一天,李晟以潘依虹表弟的好朋友的身份来到潘家,这种经过设计的身份可以打消潘依虹的警惕性。

但潘依虹姑父的一句不经意的话还是制造了很大的麻烦,让潘依虹顿生抗拒心理,“本来五个小时可以完成的工作,却花了7个多小时才成功。”李晟说。

当时,潘依虹的姑父说:“这个人也曾投资了100多万元,做的时间比你长,比你更了解情况,你听听人家怎么说。”

李晟一听自己身份被捅破了,心想“完了”。

对潘依虹的“反洗”从上午九点半左右开始。潘依虹回忆,在下午两点半之前,她对李晟都是抱着一种抗拒心理。

“因为我觉得他说的跟网上说的都差不多,”但由于亲戚们都在,自己的身份证也被母亲拿走了,她只能忍着听李晟“唠叨”。

李晟并未放弃努力。

最后,他把自己收集到的刑事判决书展示给潘依虹看,这些判决书都是大陆司法部门对内地一些“组织、领导传销”的“大头”所做的处置。他还把自己掌握的公司“大头”们真正的“收入业绩表”给潘依虹看。

李晟介绍说,DCHL内部在计算佣金的时候,并不是根据制度表上的所谓公式来计算的,而是有两套计算方式,对外公开的有一套,内部还有一套。“有些人说半年可以拿到上百万元,但是据我的了解,能拿到5万元就已经很不错了。”

看到这些案例和数据后,潘依虹才逐渐开始相信李晟,她“开始想了解真相到底是什么”。

特别是当她看到李晟展示给她的那些刑事判决书时,“当时就感到恐惧,我想如果继续做下去,有一天我可能会成为判决书上的人。”

其中一份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显示,被告人蔡国平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在东莞与他人组织“荣誉团队”,组织团队会议和培训,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进行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

法院判决,被告人蔡国平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

“当天我就不想再做下去了。”潘依虹说。

2019年1月中旬,潘依虹到香港报案。她和另外两名受害者一起来到旺角警署,旺角警署称不受理。她们又转到湾仔的香港警察总部,在这里,警察给她们录了口供,她们都把自己的经历讲给警察听。

香港警察们也很无奈,说明知是传销手法,但“他们也没有办法”,传销者运用了香港与内地的法律差异操作。

“反洗者”们也注意到,按照香港这家传销公司的操作手法,内地“经销商”往往借用他人身份证开单,本人可以不到香港,可以把钱交付给团队里的“大头”,“大头”会安排队上资深“经销商”去当地律师所开具一份“见证书”与一份“委托书”,然后以此为凭据,到香港替他们开单。

来自佛山市的一些传销受害者发现,佛山市的某律师事务所开具的所谓见证书与委托书,其中使用了他们所借亲友的身份证照片,但是其中的签名与指纹,都不是来自身份证所有者本人,属于“冒签”,他们认为,该律师所是在“伪造”文书。

李晟说,此类律师所涉嫌伪造文书的作法,在广东很普遍,“开具一份这样的文书,费用是三四百块钱,”很多律师所都在做这个业务,“与香港传销公司合作的律师所也不固定,经常变换。”

今年5月,一些“反洗者”到佛山市禅城区司法局举报,司法局当时已经受理,但目前仍未有结果。

(实习编辑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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