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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奖”揭晓 文学苏军再获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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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1日,由中国作协主办的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揭晓,江苏作家朱辉的《七层宝塔》、胡弦的《沙漏》、王尧的《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等3篇(部)作品分别荣获短篇小说奖、诗歌奖和文学理论评论奖。

11日,由中国作协主办的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揭晓,江苏作家朱辉的《七层宝塔》、胡弦的《沙漏》、王尧的《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等3篇(部)作品分别荣获短篇小说奖、诗歌奖和文学理论评论奖。鲁迅文学奖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每四年评选一次。著名评论家、省作协党组成员汪政表示,此次文学苏军取得的成绩在全国“名列前茅”,展示了江苏文学的新成果、新高度。

记者:短篇小说《七层宝塔》通过讲述进城后的唐老爹与楼上年轻的阿虎夫妻之间的矛盾冲突,展示了城市化进程带来的一系列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变化,包括传统道德、人伦民俗的“失守”,您为什么想要关注这个话题?

朱辉:我从小生活在泰州的一个小镇上,一直生活到来南京上大学之前。小镇作为城乡的结合点,在透视当代中国社会进程方面有非常典型的意义,它的文学价值也正体现在这里。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身边的亲戚就经历了从住在农村到搬进楼房的变化,他们境遇的改变,他们如何殚精竭虑地在城市里谋点小生意,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有一次作协组织我们到新农村采风,我看到农民虽然住进了楼房,但无论从衣着、谈吐还是聊天的话题上看,他们本质上还是农民,当时我心里一动: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会遭遇哪些问题?经过两年酝酿,有一天我觉得自己可以写了,于是就有了这部作品。

记者:批评家通常将您的创作归入“世情小说”的谱系,注重描绘朝夕在焉的世俗生活,您怎样看待这种“小切口”的创作和现实性之间的关系?

朱辉:小说可以关注的问题很多,但我认为基本的一点要求是,小说应该有人间烟火气,所以我喜欢写接地气的、入世的小说,关注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作为现实的观察者,我对社会的发展、对人性始终抱有信心,《七层宝塔》尽管写了种种问题,但结尾处还是流露出温情:唐老爹生病了,和他矛盾很深的晚辈阿虎主动送他去医院。就像有批评家指出的,小说中象征传统伦理的宝塔倒掉了,人心的“浮屠”却还在——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句老套的伦理格言,最终还是在阿虎这样叛逆的年轻人身上发挥了作用。

记者:在常人习焉不察的细小事物中发现诗意和哲理,将自己感受到的一切放置在博大的历史时空中进行诗意地考量,是您诗歌创作的一贯特色,《沙漏》同样如此。关于这部获奖诗歌集,能否请您谈谈它的基本情况?

胡弦:《沙漏》精选了我近几年的诗歌作品,分成“葱茏”“寻墨记”“春风斩”三辑:“葱茏”从个人经验着手,探究人的生存;“寻墨记”是我对历史和文化的凝望和追寻;“春风斩”是对草木河山的观照。我的创作着眼于“小”,因为任何微小的事物都可能意味深长,像我笔下的那条年岁久远的废运河,它不只是一条空间意义上的河流,它也承载着时间、文化、感情,等等。当它们进入诗歌,总是变得难以把握,启迪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和历史的关系。如何在凡俗的生活状态里捕捉诗性意义,是我要长久面对的课题。

记者:您的作品具有非常纯净的美学品格,也因而是相对小众的。诗人该如何处理自我的美学追求与大众性、人民性之间的关系?

胡弦:诗人所要表达的东西总是主观的,是一种心灵影像,诗人会不自觉地另造一个世界,并从中取得一种高层次的真实性。诗歌写作当然是个人的事业,但个人事业与大众性并不矛盾,它们之间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从根本上说,大众同样需要诗歌。

记者:此次鲁奖评选中,您《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一文脱颖而出。这篇论文在研究汪曾祺的路径方面有怎样的特色?

王尧:批评家对汪曾祺的研究已经有了许多优秀成果,但在我的阅读和研究中,我发现对汪曾祺的创作还有很大的阐释空间。这篇论文的基本思路是将汪曾祺其人、其创作置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内在脉络中加以考察:汪曾祺的意义首先在于以自己的方式衔接了文学的“旧传统”和“新传统”,于“断裂”之处“联系”了“文学遗产”;汪曾祺在语言、文体等方面的建树,与现实语境、文学潮流形成了一定的反差,从而和其他当代作家相区别;汪曾祺保留了已经离我们远去的“士大夫”特质,其个人生活方式对创作亦产生重要影响;汪曾祺对传统的理解、选择和转换,对如何建立当代文学的“文化自信”仍然具有启示性。我想通过这样的思路和方法重读汪曾祺,并对涉及到的当代文学的相关问题展开探讨。

本报记者 冯圆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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